托尔斯泰自述不能走西方的路

　　俄罗斯的非劳动阶层大都认为，在当下这一危急关头，俄罗斯民族应该做的，就是走西方民族曾经走过并且现在还在走的道路，也就是与政权斗争，给它以约束，让它更多地转移到人民手中。这种观点正确吗？应该进行这样的活动吗？千百年来，西方民族一直在走这条路，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他们避免了希望躲过的灾难吗？
　　西方民族跟其它民族一样，最初也是顺从统治者的所有要求，不愿跟他们斗争。但是像查理大帝、查理五世、腓力、路易、亨利八世这样的暴君越来越奢侈荒淫，民众无法忍受下去。西方民族跟统治者进行了多次斗争，尽管时间、地点各有不同，但都是表现为内战、抢掠、屠杀、死刑，表现为旧政权被推翻而新政权建立。然而当新政权变得跟旧政权一样去压迫人民时，它也被推翻，一个更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如此往复不已。例如法国，在70年里政权更迭达11次之多：波旁王朝、国民公会、督政府、波拿巴、帝国、波旁王朝、共和国、路易。菲利普、共和国、波拿巴、共和国。这种新旧政权的更迭在其它民族中也时有发生，只是不像法国这样迅速。这种政权的更迭并没有让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因此，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们蒙受的灾难并非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品行，而在于这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本身。因此，人们试图通过限制政权本身来消除它的危害性，各国开始实行通过选举产生的上下议院制度。
　　然而那些对政权加以限制、并组成议会的人也成了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受到专制政权腐败的影响。他们参与统治，尽管不是独掌大权，也跟专制统治者一起共同制造了罪恶，压迫着广大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政权作出更大限制，有的民族提出完全废除君主制度，建立一个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这样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些共和国，如法国、美国和瑞士，这些国家由全体公民表决国家大事，创制法律，也就是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参与立法。但这只能让一个国家有更多的公民参与政权，脱离劳动，越来越腐败，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并未因此而得到减少。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这种让所有人参政来限制政权的做法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如果一个人在几个人的协助下治理所有的人，这是不公正的，他的统治可能是对人民有害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也一样。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也不能保证其公正性，因为谁也不敢断言，参加统治的多数人就一定比被统治的少数人更有理性。如果把参加治理的人扩大到全部，就像推行全民表决制和创建制那样，只会让每个人都跟其他所有人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从根本上就是罪恶的，因此无论是在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的统治下，各民族承受的灾难都是一样的，同样日益增加的预算，同样的扩军备战，同样的沉重赋税，同样的国家和私人垄断，同样的人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同样的少数民族遭受奴役，同样的战争威胁不断，同样的让人民在战争中惨遭屠杀。
　　西欧和美国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确实让路易、查理、亨利和伊凡这样的暴君不再掌握政权，废除了出版方面的管制和宗教的迫害，向人民征收赋税须交议会讨论，政府活动公开化，迅速发展的技术为富有的公民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便利，为国家提供了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与受专制统治的民族相比，实行代议制的民族在工业、商业和军事方面更为强大，其非劳动阶层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为舒适奢华，然而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安全、更自由、更有道德。
　　在专制政权下，不劳而获者的人数有限，只是统治者及其左右的一些人。当政权受到限制时，即许多人参政的情况下，不劳而获者的人数就大大增加。在普选制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数目更多，每个选民都可能被收买，政权由直接的暴力变为由金钱来主宰，尽管其基础仍然是暴力。这样，在代议制政体中产生了大量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它受到暴力的保护，过着脱离劳动的悠闲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供其消费的物品生产也大量增加。劳动者越来越脱离土地劳动，被迫为那些富有阶级生产这些物品，这样就开始形成一个城市工人阶级，其地位是附属于那些富有阶级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生活境况也越来越恶化。在美国，大约有七分之一是无产的工人，在英国、比利时、法国，情况也大致相当。这样一来，脱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为生产奢侈品而劳动的人就越来越多。显然，这样下去，被供养的不劳而获者越来越多，而被迫供养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其负担越来越重，这种境况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这就像一个人的躯干越来越重，而两腿越来越细，越来越衰弱，最后必定无法支持下去，整个躯干会轰然倒坍。
　　随着代议制的存在和扩大，西方民族越来越抛弃了农业，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工商业活动上，为的是满足富有阶级的腐朽生活，掠夺其它民族，并让那些尚未腐败者也腐败起来。例如实行代议制时间最长的英国，从事农业生产的还不到人口的七分之一，在德国是百分之四十五，在法国是一半，其它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当。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的困境是：即使它们能够避免无产者的灾难，也没有办法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生存。它们不能自食其力，就像无产者得依赖富有阶级一样，它们不得不依赖那些能够出卖剩余粮食来养活它们的民族如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现在英国靠自产的粮食养活的人不到五分之一，德国是不到一半，法国也一样，其它民族的情况也差不多。而且这种依赖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这些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得依靠暴力和欺骗，而他们称之为开拓市场和殖民政策。这样他们就把奴役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指向那些还在过着合理生活的人们，强迫他们来养活自己。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可以这样做，但已经快到极限了：他们奴役的民族也开始腐败了，它们学会自己制造那些西方民族提供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用科学来武装自己，变得跟自己的老师一样凶残。
　　因此，西方民族这种不道德的生活已经到头了，他们看到这一点，但无法解脱出来，于是继续依靠自我欺骗和盲信来求得救赎。在他们看来，那些被奴役的工人被迫作出的种种发明，用于富人的舒适生活和杀人，却被他们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称之为文化或文明。正像任何一种信仰都有它的科学那样，对文明的信仰也有其科学即社会学。社会学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西方社会那种虚假繁荣而实则面临末路的境况辩护。它试图证明，那些为了和保护不劳而获者优裕生活的战舰、电报、炸弹、照相机、有轨电车等发明都是文明的神圣产物，是人类生活之必需。这就是一种盲信。它把文明视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不容人们指出其愚蠢丑恶的地方。正是这种信仰及其科学把西方民族带上绝路而不自知，他们当中那些所谓的先进人物还自以为得意，声称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现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希望俄罗斯走的就是这条绝路，他们为又一个民族陷入跟他们一样的绝境而高兴了。而那些没有脑子的俄罗斯人也竭力把自己的而民族往这条路上推，反而认为它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论俄罗斯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