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外编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研究《说文解字》所收文字与先秦经籍用字、《玉篇》《广韵》中时俗用字间关系的著作。清雷浚撰。前十五卷成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第十六卷是补遗，后成。
　　雷浚，字深之，一字广文，号寓楼，又号甘。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苏吴县人。以刊书为业，精于校勘。雷氏研究文字训诂之学，特别注重于说文学的研究。他曾亲及江沅、俞樾之门，多见乾嘉学派的老前辈，其学术活动同时受到乾嘉之学中的吴派和皖派两家学说的影响。著有《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还将顾广圻《说文辨疑》、刘禧延《说文碎金》、雷浚自著的《说文外编》和《说文引经例辨》合刻为《雷刻说文四种》。雷浚认为，凡经典字，《说文》不载，非不载也。读钮氏《说文新附考》可以知其大概。于是，凡《说文》所无，钮氏《新附考》、续考未及者，雷氏用钮氏法补所未及，从此兴发，遍及群经，旁及《玉篇》、《广韵》，分经字、俗字，编辑成帙，为《说文外编》十六卷（见《说文外编》卷一）。
　　《说文外编》前十五卷，先以内容分为经字和俗字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是经字部分，第十二卷至第十五卷是俗字部分。每一部分中，又以篇幅分卷。经字部分，先举四书中字，其次则是其他先秦经籍中的字。俗字部分则举《玉篇》《广韵》中的字。共十五卷。共收字一千五百四十四个。《说文外编》第十六卷，是补遗。卷内先列经字，后列俗字。共收补遗字七十四个。全书十六卷共收字一千六百一十八个。其中经字一千一百六十八个，俗字四百五十个。书的后面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是桂氏《说文解字义证》二条，另一个附录是《刘氏碎金》。
　　《说文外编》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字经互证和字字互证。所谓字经互证就是从《说文解字》中找出先秦经籍用字的本字、源字、正字，或者以《说文解字》比校先秦经籍，找出同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俗字。清代俞樾在《说文外编叙》中将其归结为两句话，即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总的来说，这种工作是一种大规模地系联同源字，为同音假借字找本字，系联异体字的工作。例如，卷三经字《易》：亨，《说文》无亨字。详卷二烹下。卷二经字《孟子》：烹，《说文》无烹字，经典烹字，多作亨。而《说文》亦无亨字。部首亯，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亯之。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即享、亨、烹三字之正字。三读俱通，后人之耳。雷浚在从事这项工作当中，态度是比较严谨的。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时自己又拿不准的，皆存其疑。全书中雷氏存疑一百六十四个字。
　　《说文外编》附录中的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引二条，所引的是《魏书》和顾炎武曰二条。雷氏有按语。附录的《刘氏碎金》（吴县刘禧延作），其中包括雷浚《刘氏碎金序》，刘禧延《古韵通说跋》、《答袁春巢书》、《袤轩琐缀》等。刘氏之作都是有关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论述。
　　雷浚在《说文外编》中所做的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是对前人说文学研究工作的总结和发展。许慎作《说文解字》，寻求汉字系统与汉语系统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形义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人的造字意图。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形义统一为原则，对于他所搜集到的汉字进行筛选分类，而得到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篆，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在此基础之上，许慎又以部首统摄所从之字为原则，编制成一部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通字方案。许慎通过著《说文解字》建立起来一套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并且以此作为研究经学知化穷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元语言。当然，从客观上看，或者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汉字优化方案。《说文解字》成书以后，关于它的性质及其功用，并没有完全为后人所理解。不过，在五经无双的许慎作《说文解字》是为其经学服务这个问题上，一般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先秦经籍为后人传抄转写。多非本来的字体。而后来的学者却误以为他们当时所见到的通行本先秦经籍用字，仍然是先秦经典作家所用之字。同时，后代学者还有人认为《说文解字》所收正篆有似乎隐僻而不适于用者（俞樾《说文外编叙》），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徐铉《上新刊定说文解字牒》）。因此，从晋代的《字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人们一起在不断地补充《说文解字》正篆数量上的漏略。从宋代开始，人们一直在增加《说文解字》正篆的数目（其中包括徐铉明增的十九字及其四百零二个新附字，暗增的至今不知何人所为），至使今通行本《说文解字》正篆数目远远超过九千三百五十三个。从宋代汉语文字学家到现代古文字学家，一直在增补《说文解字》在古籀方面之缺。以上这部分学者的作法是从汉语文字的量的角度出发研究和解决《说文解字》功用上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则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及其功用的问题。他们是从汉语文字的质的角度出发的。例如，钱大昕《潜研堂集》、陈寿祺《左海经辨》、李赓芸《炳烛编文字证古》、钮树玉《说文新附考》、郑珍《说文新附考》等都用经典相承之俗字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到了雷浚著作《说文外编》则集前人说文学研究之大成而专纂一书成巨观者（俞樾《说文外编叙》）。《说文外编》，对于后人来说，其意义有二：第一，《说文外编》分为经字、俗字两大部分，其意义在于有意识地把二者（即先秦经籍用字和时俗要用之字）作为两个历时相承的汉字系统，而把《说文解字》的文字系统作为连结这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这就为后人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即把《说文解字》所收正篆和重文放置在汉语发展史和汉字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研究。第二，《说文外编》大规模地进行通字的研究，为后人全面地进行汉语史和汉字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语言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为汉字系统的优化（其中包括汉字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现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所编制的《通字方案》上看到清朝末年汉语文字学家的通字研究对于现代汉字系统优化工作（其中包括汉字改革工作）的深刻影响。
　　《说文外编》有清光绪十年（1884年）雷刻说文四种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向文书局石印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