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根据大量史料，经过19年的努力而撰成的年经事纬的巨著。于元丰七年（1084）成书进呈。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版，元祐七年刻成。这是《通鉴》成书后第1个刻本，现在已不可见。以后各朝均有刻印，以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最好。这个本子有著名学者胡三省的注文，把司马光的《考异》散注在正文之下，对阅读《通鉴》有很大帮助，而且章钰曾根据胡刻本校过宋、明各本，并参考了前人校过的宋、元、明本纪录，汇集了宋、元、明各本的长处，1956年中华书局就是根据这一版本点校出版今本《资治通鉴》传世。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改签书苏州判官事。累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学士。曾撰《通志》八卷，颇得英宗重视。治平三年（1066）受诏继续修史。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时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他与之政见不合，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修《资治通鉴》，元丰七年成书，迁资政殿学士。第2年春天，神宗卒，哲宗以冲龄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不满新法，立即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进尚书左仆射。任相年余，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九月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他著作甚多，著录在《宋史艺文志》中的就有三十七种。著录在《四库全书》中的还有16种、477卷之多。即《温公易说》6卷、《书仪》10卷、《类编》45卷、《切韵指掌图》2卷、《资治通鉴》294卷、《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稽古录》20卷、《通鉴释例》1卷、《家范》10卷、《法言集说》10卷、《潜虚》1卷、《徽言》1卷、《涑水纪闻》16卷。
　　《资治通鉴》294卷，约3百多万字。《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为35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元年（959）。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历史。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毕生精力所萃的一部历史名著，诚如他在《进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编此书的原因是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苦于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感到困难。《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从政以后，鉴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国势倾颓，以史自负的司马光，企图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来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这是他编书的目的。
　　他计划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开始于仁宗嘉祐年间。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为《历年图》，共分五卷，于治平元年（1064），进献给英宗。接着在这一基础上写成《通志》，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进奏以后，引起英宗重视，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他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编写成书。
　　《资治通鉴》体大精思，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成就巨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通鉴》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贴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要求史料尽量详备。第二步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叫做长编。其原则为宁失于繁，毋失于简。丛目和长编都由协修人员负责编写。刘攽负责汉史，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包括隋朝），范祖禹负责唐史。刘恕死后，刘攽接替刘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通鉴》的定稿。这种编纂方法为后来学者所经常应用。此外司马光在运用史料时还建立了考异方法。由于《通鉴》采摭繁富，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写成，其间传闻异词，势所难免，既择其可信者从之，又参考同异，辨正谬误，以明去取之故，别为《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并行，后胡三省注《通鉴》，将考异散注于正文之下。这是司马光的又一创造。《四库提要》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可见司马光为历史编纂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2。《通鉴》占有广泛而丰富的大量历史资料。
　　司马光奉诏编书，置局崇文院，有条件利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的国家藏书。所以他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他所采的资料据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作《通鉴引书考》，除文集不录外，凡得二百七十二种。《四库提要》说：其采用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拾掇残剩者可比。近人张煦侯据《通鉴》和《考异》所引各书加以考索，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碑碣附）、奏议（别集附）、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共得三百零一种。可见《通鉴》采用材料之丰富。《通鉴》内容虽以政治、军事为主，但经济、文化等均有反映。诚如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此外《通鉴》广征博引之书己半亡佚。不少资料赖以征引而保存。！通鉴
　　3。《通鉴》把编年体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通鉴体。
　　《通鉴》是用编年体写成的宏篇巨制，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编年体是我国古老的史书体例，隋唐以后，由于官修史书均用纪传体，因而将编年体冷落在一旁。《通鉴》一出，将编年体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继作不绝，呈现出精彩纷呈局面。《通鉴》继承和发展了编年体固有的优点：做到按日、月、时、年排比事迹，突出时间为记叙之中心；年经事纬，在同一时间内多方面的事情毕列并陈，一览了然，并相互对比，考见一时代的形势及相互关系；将重复之文，尽行删除，理尽一言，语无重出。《通鉴》也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根据资治目的突出重点；吸收以人物为中心优点根据编年体特点而加以应用；纪录有关典章制度。所以《通鉴》既有编年体之善，又有纪传体之胜，不仅是一部单纯的编年体，而是记人记事相对集中的纪传体式的编年体，把编年体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超出了编年体的范畴，而成为别具一格的通鉴体。
　　4。《通鉴》结合史实的史学评论为我们提供借鉴。
　　司马光在《通鉴》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作出评论，据统计共有二百一十八条。臣光曰为一百一十九条，前人论为九十九条。一项史事下有两论者为十一处；两论之中有一臣光曰者为六处。这样《通鉴》全书中二百零六项史事下附有史论。这是《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史事具有解说和总结的作用，既可以反映司马光对史事的精辟分析，为现实服务；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司马光的思想提供重要资料。此外这些史论，还为我们在史论结合上提供借鉴，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与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此也表明《通鉴》是一部为当时现实服务的教材。
　　5。《通鉴》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史学著作。
　　《通鉴》是史学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但文学性很强。他善于刻划人物，着力于心理活动、特征、言谈、议论等的描写，并把人物放到具体矛盾斗争中去刻划，在他笔下的人物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他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开展故事情节，赤壁之战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善于使用文学语言，读来琅琅上口，为人们所喜爱。
　　总之《通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问世以后人们对它评价很高。宋神宗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胡应麟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而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四库全书总目》说：网罗宏富，体大精思。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梁启超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愈之者焉。近人岑仲勉说：《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由于《通鉴》是一部世界公认的史学名著，所以历代有人研究，成了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在南宋研究《通鉴》学者可分为三支；一支是以李焘、李心传、刘时举为代表的续《通鉴》学者。一支是以朱熹、袁枢为代表的改编《通鉴》学者。一支以史炤、王应麟、胡三省为代表的注释《通鉴》学者，就中以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成就最高。元、明两代《通鉴》研究可分为两支，一支是续《通鉴》学者，如金履祥的续前，薛应旂、王宗沐的续后，陈锡仁、杨仲良的别续。（指续《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一支是订补《通鉴》学者，如明严衍。清代研究《通鉴》学者可分为四支。一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研究《通鉴》的学者。一支以徐乾学、毕沅为代表的续《通鉴》学者。一支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通鉴》学者。一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论《通鉴》学者。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间《通鉴》研究出现了带全面性总结的著作，如崔万秋《通鉴研究》、张须的《通鉴学》、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目前《通鉴》研究空前热烈，方兴未艾，各家所论，见仁见智，把《通鉴》研究推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