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南宋斗浆图赏馆藏宋代茶盏

　　范仲淹的茶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将中国宋代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斗茶盛况描绘得酣畅淋漓，那句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更是将斗茶的热烈场面和斗茶胜败者的不同心理状态阐释得妙趣横生。
　　一、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斗浆图》
　　斗茶，在宋代也称斗浆斗茗或茗战，其以对决的方式来品评茶叶质量，是一场比技巧、斗输赢且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比赛。当时，斗茶风气盛行，连茶事绘画艺术亦开始繁荣起来，如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斗茶图》《茗园赌市图》等，均是不可多得佳作。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南宋《斗浆图》，清晰地再现了宋代在街头巷尾叫卖的小贩休息时进行斗茶的场景。
　　这幅曾为清初书画收藏家张则之所珍藏的《斗浆图》（图一），纵40。6、横33。8厘米，绢本、设色。此画画风淳朴自然，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色彩的浓淡与笔势的轻重巧妙和谐地统一起来，明与暗的互相烘托更使画面呈现出了别样的立体感和空间感。画中6位斗茶者的穿戴再现了宋代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的小街商服饰：他们皆头扎皂包裹巾，上穿齐膝白色或青色襦袄衫，下着白裤；有三人脚穿草鞋，一人脚穿蓝色布鞋，还有一老者甚至赤脚上阵；腰间均系有带子，有两人还将雨伞用带子缠住挂于腰间。而画作者在将这些斗茶者穿戴描绘得细致入微的同时，并不忘将其神态、动作也刻画得栩栩如生。只见他们有的提着执壶倒茶，有的边提执壶边夹炭理火，有的细细品茶，还有的则手拿茶盏似乎在探讨茶的品质、调茶的技艺
　　整幅《斗浆图》都在描画街头巷尾斗茶之景，凸显出宋代斗茶风气之盛，但从中不难发现，画作者其实对斗茶中所使用的各式茶具的绘制也颇为用心，像执壶、茶碗、茶盏这些常见茶具，均可在图中一一寻见。
　　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代茶盏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可见，茶文化在宋代已空前繁荣。而随着茶文化渐臻至高境界，宋代茶具的烧制技术亦愈发精湛绝伦，其中尤以黑釉瓷茶盏最为耀眼夺目。
　　作为一项赛茶活动，斗茶中有一比较重要的衡量指标，即斗茶色。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曰：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宋代茶学家蔡襄所著的《茶录》中又言，茶色贵白有青黄紫黑之异以青白胜黄白。由此可知，茶色一般以纯白为上品，而青白略胜于黄白。那么，白色的茶到底与何种颜色的茶具搭配才最适于判定茶叶质量的优劣呢？
　　对斗茶活动每一个细节都相当讲究的宋人，自然而然也不会随意去选择茶具，反而会十分地考究，更追求一种强烈的对比美。他们认为，只有黑色的茶盏才可与白色的茶相匹配，其所形成的色彩反差极具视觉冲击力。也正因如此，黑釉瓷茶盏在宋代可谓风靡一时。
　　其实，黑釉这种釉色在宋代瓷器中最为普遍，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均有所烧制。虽然从釉色上看，它并不如其他釉色温润而富有魅力，可巧夺天工的匠人们却不甘心其就此平庸。他们在黑釉的釉面上做起了文章，烧制出了具有各种纹饰、色彩斑斓的黑釉瓷茶盏。这样，黑釉瓷茶盏似乎不再显得那么单调，连斗茶活动也变得更具观赏性。
　　（一）建阳窑黑釉茶盏
　　说起宋代烧制黑釉瓷的著名产地，福建的建阳窑不可不提。制瓷工匠们以精湛纯熟的工艺，将实用的器型、光亮的釉色、独到的斑纹融为一体，缔造了建阳窑黑釉瓷在宋代的巅峰传奇。建阳窑黑釉瓷色泽乌黑，又有乌泥黑黑建之称，日本人称之天目。在诸多器型中最为人乐道的，非随斗茶风潮而盛行的建盏莫属。
　　建盏为建阳窑黑釉瓷中较小的碗类：从器型上看，其大致有敛口、敞口、撇口、束口四种类型（图二）；从釉色上说，与以往传统黑釉盏不同，其不再只有单纯的黑釉色，而是开始飾有富于变化的各种釉色斑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此之中，兔毫盏可谓佼佼者，是黑釉盏中的上等产品。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就曾言盏色以青黑为贵，玉毫条达者为上，玉毫条达者即为兔毫，而清代朱琰的《陶说》也曾载宋时茶尚撇碗，以建安兔毫盏为上。
　　兔毫盏为宋代建阳窑所创，在其烧制时，黑釉的釉层中形成一种状如兔毫般的较为均匀细密的铁锈色结晶条纹，故名兔毫盏。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3件宋代建阳窑兔毫盏。
　　宋建阳窑兔毫盏（图三），口径13、底径4。5、壁厚0。4、通高6。5厘米。其造型较别致，圆唇束口，口稍侈，腹微弧，下腹显著内收，圈足窄，底边平，挖足；灰黑色胎底，内外均施黄褐釉，外侧釉面流淌不均，饰有兔毫纹，器底脱釉。此盏基本完整，口沿部分有修复，为国家二级文物。
　　宋建阳窑黄褐釉兔毫盏（图四），口径11。7、底径4。3、通高6。8厘米。束口，圆腹圆壁，施黄褐釉，有明显脱釉现象，饰兔毫纹。茶盏口沿部分有两处缺口，为国家三级文物。
　　宋建阳窑酱釉兔毫盏（图五），口径11、底径3。6、通高5。2厘米。束口，盏腹上部较陡，下部转为弧形，圈足；灰胎，胎质肥厚；器壁下部及足底露胎，其余部分施酱釉但不均匀；釉内饰有兔毫纹。这件兔毫盏制作较为粗糙，口沿部分有三处残缺，为国家三级文物。
　　束口型茶盏是建阳窑工匠们针对斗茶活动的一种创新性设计，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聪慧才智。其腹微弧，腹下内收，外口沿下束一圈浅显的凹槽，形成束口。在工艺上，其在口沿拉坯工序中只需用手指拉出外凹内凸的一圈束口而无须修坯，从而降低了口沿烧制极易变形的可能性，还减少了拉坯后的修坯环节，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增加了成品率。而在实用上，茶盏因其束口而可用于在斗茶时掌握茶汤分量，并避免茶汤的飞溅与外溢。
　　除传统的黑釉建盏和独创的兔毫盏外，建阳窑还烧制出了鹧鸪斑和窑变等品种。鹧鸪斑，其黑色釉面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眼状白斑，恰如鹧鸪鸟羽的纹理，因此而得名。北宋陶谷的《清异录》记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可见鹧鸪斑建盏珍贵非凡。而窑变盏实乃建盏中的神奇之作，其黑色釉面上聚集着诸多不规则的圆点，仿若星光，耀眼而美丽。但由于这种窑变盏的烧成具有极大偶然性，故传世品甚少。
　　建盏曾因其色泽不讨喜而不被人重视，可斗茶活动的兴盛却促进了建盏的创新与大量生产，使其久负盛名。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曾写道：宋代建窑黑瓷的突然兴起与宋代上层社会饮茶、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
　　（二）吉州窑黑釉茶盏
　　江西的吉州窑，可谓因宋代斗茶活动而又一大放异彩的瓷窑。作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它烧瓷品种繁多，其中，黑釉瓷器最负盛名。吉州窑黑釉茶盏也是因宋代观茶色和斗茶风尚的需要而大量烧制。在此之中，剪纸贴花茶盏为吉州窑所独创，而木叶纹盏更是堪称一绝。
　　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剪纸，一直给人镂空般的艺术视觉享受。它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妇女就有将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作为装饰的风尚。后来，随着剪纸的发展，其在节日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用各色纸剪成花草、动物或故事人物贴在窗户、门楣上。此外，剪纸也有作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宋代吉州窑的匠师们将剪纸艺术与烧瓷工艺相结合，把传统的民间喜闻乐见的剪纸成功地移植到黑釉瓷器上，从而赋予黑瓷以艺术美，创造出了剪纸贴花装饰工艺。
　　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10件剪纸贴花茶盏，其中不乏饰有典型剪纸图案的茶盏。
　　宋吉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盏（图六），口径11。5、底径3。5、通高5。7厘米。口微敞，口沿有残缺，外壁施玳瑁釉，内壁饰有剪纸纹样，为国家三级文物。
　　玳瑁釉是用黑色和黄褐色两种色调的釉料，条块状间隔施于器表，在高温下两色交织，自然混熔流淌，形成不规则黑色和黄褐色斑块釉色，犹如玳瑁背部角质板黄、褐相间的斑纹，故名。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载：玳瑁釉属窑变花釉，花色可变化无穷，但总不失玳瑁甲壳特有色调。这种釉色以吉州窑最著名，广西地区也有发现，而北方窑口尚未发现。
　　宋吉州窑鹧鸪斑剪纸贴花鸾凤盏（图七），3件盏保存状态良好，为国家三级文物。口径分别为15。5、15。6、14。5厘米，底径分别为3。6、4、4厘米，通高分别为5。4、5、5。3厘米。均为敞口，外壁饰鹧鸪斑纹，内壁有鸾凤纹样，意为鸾风和鸣，寓意和谐美满。
　　宋吉州窑鹧鸪斑剪纸贴花盏（图八），口径11。2、底径4。1、通高5。9厘米。微敞口，外有鹧鸪斑，内饰剪纸纹样，口沿有缺口，为国家二级文物。
　　宋吉州窯黑釉剪纸贴花朵梅盏（图九），口径12。5、底径4、通高5。7厘米，为国家三级文物。敞口，外施黑釉，内壁设注水线，饰有六瓣梅花。
　　宋吉州窑剪纸贴花折枝梅盏（图十），口径12。1、底径2。8、通高4。4厘米。敞口，内壁饰有洋洋洒洒的折枝梅，十分写意。其口沿稍残，为国家三级文物。
　　梅花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它在寒冬时节所展现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它在百花开放之前最先绽放，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吉州窑的工匠们将这一题材融于茶盏之中，让人们于品茶间体会傲梅之高格。
　　作为吉州窑的另一珍贵特有品种，木叶纹盏的构思十分新颖，独具风格。其制法是将经过特殊处理的树叶贴在黑瓷坯体上，烧成后即出现木叶纹，轮廓、叶脉均清晰自然，犹如在鉴茶时一枚金黄色的枯叶飘落于茶盏间，极富生活气息。由于木叶纹盏制作工艺独特，存世量较少。黑龙江省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件国家三级文物宋吉州窑木叶纹盏（图十一），口径11。6、底径3、通高5。2厘米。敞口，盏底中木叶纹的叶脉清晰、自然，充满灵动之感。
　　吉州窑所烧制的其他品类的茶盏黑龙江省博物馆也有少量收藏，如黑釉盏、酱釉盏、玳瑁釉鹧鸪斑盏（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四）等，均为国家三级文物。
　　在宋代，无论平民百姓、茶民茶商，还是文人雅士、皇亲国戚，几乎各个阶层都钟情于斗茶。它的盛行，不仅成就了茶事绘画艺术的历史地位，还促使了黑釉瓷茶盏的创烧及福建建阳窑、江西吉州窑两大瓷窑的发展。
　　〔1〕余继明、杨寅宗：《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新华出版社，1992年。
　　〔2〕杨秋莎：《略谈宋代斗茶与茶具》，《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第4244页。
　　〔3〕邓宏文：《吉州窑和建窑黑瓷的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第312314页。
　　〔4〕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3416、417419、436页。
　　〔5〕刘水清：《建窑建盏的造型文化探析》，《中国陶瓷》2008年第1期，第80页。
　　〔6〕吴文：《黑釉盏与斗茶》，《中华合作时报》2008年10月28日C04版。
　　〔7〕周亚东：《宋代建盏指沟辨误》，《美术与设计》2011年第3期，第127128页。
　　〔8〕杨洵：《建窑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宋代斗茶文化》，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
　　〔9〕王琼：《吉州窑黑釉瓷盏的鉴别》，《文物天地》2017年第2期，第8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