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嘉宁笔下的时代冲浪者

　　80后作家周嘉宁，一直着力于书写21世纪最初十年的青春故事。（受访者供图图）
　　过了2022年2月，80后作家周嘉宁已经40周岁了。按照《收获》杂志45周岁以下的划定标准，她作为青年作家的时限仅剩不到五年。
　　人生快要走到一半，但周嘉宁大多数时候的写作并未偏离一个时区太远她坚持写新世纪初的十年。在那个遥远的时区，音乐电台主播、香港流行音乐歌手、上海外贸市场里的小摊贩她安排这些人物在这十年里次第登场，和某种固有的秩序较劲，维持着一种已然消逝掉的青年理想。
　　我和朋友们曾置身于1990年代的热带风暴。我用自行车带着朋友，笔直冲进水泊，奋力踩着踏板。而后，我们共同来到了干燥的下世纪。2022年8月，她的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出版后，有读者惊讶，原来周嘉宁还在写，她的青春期真的仿佛永不结束。
　　周嘉宁从小在上海长大，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后入读复旦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后，在《鲤》杂志负责编辑。她拥有一份平稳的人生履历，见证了1990年代西方流行文化的涌入，目睹新世纪初遍布上海的拆倒与重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感叹城市秩序由混沌走向了确凿的坚固。
　　和很多年少即被市场选中，早期投入青春叙事的年轻作家一样，瓶颈期在周嘉宁三十岁左右到来，她的写作速度开始变得缓慢，开始拒绝将一些早期的出版物纳入代表作名单。可能2013年、2014年之后对我来说才是写作的开始，尽管那个开始也依然是一个很幼稚的、比较糟糕的开始。周嘉宁的语调里，保持着年轻人特有的诚挚。
　　你很难在周嘉宁的作品里看到更底层的人，这些年她只描摹过往的文艺青年肖像，在新的作品里，他们变成了时代的冲浪者。你见过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吗，在明晃晃的水里长时间地等待一个完美的浪，等浪来的时候，奋力跳上板子，在浪尖上划出一道又长又美的白色弧线。她在《浪的景观》中写道。
　　当一个青年作家步入中年，她为何仍在频繁书写与审视自己的青年时代？以下是周嘉宁的自述：
　　很多事物从无到有，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这一代人，1980年代初到1988年出生这一代人，开始接触世界、认识世界、跟外部世界产生交流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开放的时期。很多事物从无到有，小时候没有见过，青年时代涌入了这个国家，也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刚开始听音乐的时候，打口带和走私CD最为盛行。接触摇滚乐，第一次是PinkFloyd的《ThePiperattheGatesofDawn》，不知道自己听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它跟我以前听到的东西非常不一样，那带来了震撼。
　　CD或者盒带的引进不像现在这么迅速，也没有MP3，高中的时候没有网络，资讯闭塞，只能够通过电台获取音乐的信息。2000、2001年，上海有好几个电台节目：晚上11点到12点，有《今夜不太晚》，朗读一些书里的片段，介绍一些小说，从这个电台，我第一次听到网络文学。12点钟之后有《动感冲击波》《蓝调之夜》，放一些爵士、布鲁斯的音乐。《流行音乐一小时》会放很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唱片和歌，我就准备一个空白磁带放进收音机，听到喜欢的，随时录下来。
　　当时每个节目都有属于自己的社群，类似于听友会，也有论坛。主持人和听众的关系挨得很近，很多听众在音乐领域有积累和经验，那时候唱片非常有限，听众就把自己家里珍藏的或者海外进口的唱片提供给主持人，让他们播放。跟现在电台主持人和听众的关系不太一样，当时大家更为平等，互相学习。
　　没多久，好几个电台节目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停播了。我当时一直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只是突然间很失落。
　　后来当我想要写电台题材的故事，采访了一些当时的电台主持人，才知道2001年电台整改，外国籍主持人的节目都被取消了，一些电台节目需要独立核算，主持人需要同时担任制作人，拉一些赞助。但很多主持人是兼职，或者还是在校学生，未必具有这样制作的能力，那是一轮电台改制。
　　这些东西，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探究一下，才会知道它跟当时的时代变化有很大关系，知道它是如何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活。
　　那时候摇滚乐、电影的影响是综合的。我小时候是先从电影、歌词里知道比如匡威的鞋子，Levis的牛仔裤，阿迪达斯的复古运动衫，现实生活中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去百货商店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第一次看到都是在外贸市场。
　　（上海最早的外贸市场）是华亭路的一条马路，露天的，上面搭了很多雨棚，下面非常拥挤，马路本身就很短窄，两边挤满了摊贩。华亭路拆掉了以后，就搬到了襄阳路，就是现在襄阳公园门口的一片空地。当时外贸商品基本都是走私过来的，可能也有一些洋垃圾。当时有挺多文艺青年做摊主，也有一些正经做生意的人，有完整的进货渠道，摊子做得很大。比如七浦路的服装市场，在一幢楼里面，可能有整整一层都属于某个帮派，彼此之间会有一些货源的争抢。
　　我大学时代花了很多时间在外贸市场，比如襄阳路、七浦路和人民广场的迪美。稍微有一点点钱就会去那边待很长时间，跟各种摊主交谈。我第一次去外贸市场很震撼，那么多牛仔裤、美军M65的风衣，那些摊主通常都是一些很爱音乐、很爱流行文化的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比如这条牛仔裤牛在什么地方，版本之间的区别，从某一个标牌里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
　　写《浪的景观》的时候，我想到写两个做外贸生意的男孩的故事，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外贸生意，当中很具体的细节肯定是我所不了解的。比如他们怎么进货，当时的进货渠道是怎样的，当时类似于华亭路、七浦路、人民广场迪美地下城摊主之间的关系，你如果要想在那边摆一个摊，你要办什么手续，你要进货的话，浙江这一带和山东这一带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些细节的问题没有办法靠虚构，必须得进行采访或者查资料。
　　当时周围跟我一起买衣服的人，有一批是美校生，他们是牛仔裤的疯狂发烧友，那时候有一些牛仔裤的论坛，发烧友们专门在上面讨论。美校生们跟那些摊主的关系非常紧密，那种友谊持续到现在。2006、2007年之后，外贸市场越来越萎缩，直到现在几乎看不到，有挺多以前做外贸的摊主后来都转行了，先是开了淘宝店，后来也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变成了设计师，他们的身份随着时代和商业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
　　《浪的景观》的写作，最初是听了一期播客，北京的几个男孩讲他们当时在北京买卖衣服的故事，我听了以后，立刻想到自己的大学时代。我通过一个（美校生）找到了三四个（摊主）采访。小说里写的械斗，现实当中是存在的，当年年轻的男孩子，本身对帮派斗争有香港电影里的参与感和向往感，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这种事情是家常便饭。这些事情没有很好的书面记录，变成民间口述史流传下来。
　　想去那个起点再看一看
　　2000年申奥成功的那一晚对我冲击很大。它对我来说是青年时代的开启。
　　我那一晚在北京，不到20岁，第一次离开家，去另一个城市旅游。在长安街上看到了一个狂欢的景象，我觉得从此之后一切的变化，差不多也是从2001年开始的，申奥成功以后，城市建设加快，到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整个城市化进程完成。十年间，各地全部都在建造地铁、挖隧道、造高架。2010年以后，你所看到的是城市建造好的样子。
　　读大学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探索整个城市，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当代艺术刚刚开始兴起，有各种展览，和我同龄的艺术家，做乐队的人论坛时代，线下的活动和交流也很多。我也给报纸写稿，做一些记者的工作，看旧区改造的工程，苏州河的整改，整个城市大范围之内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2007年，奥运会前的那一年，我在一个咖啡馆打工。那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那个咖啡馆是一个媒体人开的，上海话剧中心对面，媒体人、演员、写作的人、做艺术的人，从早到晚我们都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上海人，年纪差不多都是25岁前后，来自五湖四海。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焦虑金钱方面的焦虑，就业、考公务员的焦虑，或者尽快进入一个公司的焦虑。当时大家觉得，即便现在稍微浪费了一点点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2007年，我到北京工作，在杂志《鲤》当编辑。杂志只有我、张悦然，还有一个设计师。我跟张悦然做了很多努力，寻找新作者。一方面我们本身是写作者，会关注各种各样的写作平台，会追踪豆瓣的各种小组，在博客大巴、博客中国上面，穷尽各种渠道尽可能找到多的写作者。
　　我当时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公寓楼里，周围有很多浴室、农贸市场、桌球室、歌厅之类的空间。小区的每一个房子、每一间房间都很小，住着一些打工的年轻人，在附近公司上班，工资不高，可以负担得起一两千块钱的房租。
　　当时北京的中介市场还非常混乱，随时都会碰到骗子。我属于运气非常好，随便进了一个附近的中介公司，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东北男孩接待了我，很快就带我去看了房子，搞定了所有的事情。
　　他当时正失恋，可能是眼睛哭红了，戴个墨镜。我们是同龄人，都从外地到北京，感觉有很多可说的话，能够帮助他疏解失恋的痛苦。他陪我去宜家买家具，帮我搬东西，教我各种类似于如何灭蟑螂的生活小技巧。
　　两三个月后，他就准备离开北京回老家了，因为跟他分手的女朋友先回了家，他说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该要回去，继续跟她在一起。回家之前他给我发消息，类似于他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中介。有问题可以找他朋友。
　　现在变成了中介一统天下，里面的人穿同样的衣服，即便是夏天，也都规定要穿长袖衬衫接待客人，怎么跟顾客交流也都是有要求的。
　　到了某个时间点，局部环境变了，城市面貌也变了，路边摊没有了，一些年轻人的城市活动空间消失了。2000年往后的十年，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大陆开始发展的十年，你会对性别问题有很多反省，你会重新思考自己跟另外一个性别间的权力结构问题。
　　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对于自我的质疑，对于自己能力的质疑，你所选择的职业道路它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职业道路？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我会觉得，天哪，我自己之前写的所有的小说都实在是太烂了，我到底能不能继续写下去？我曾经没有什么写作目标，就是因为太早开始写了，那时候我都不太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很混沌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能称得上是在写作。这些问题都是我三十岁前后面临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2010年前后，很多和我差不多时间到北京的朋友都纷纷离开了。我觉得社会的变化是一点点变过来的，我可能就是想去那个起点再看一看。
　　南方周末记者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