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余晖大明最强军队，却被当做叛逆诱杀

　　万历十五年（1588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在家中病逝。
　　17岁时，他承袭了父亲的登州指挥佥事的职位，立志报效朝廷，从此，戎马一生。
　　与父亲不同，戚继光非常懂得把握人心，对上，他取得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对下，他赏罚分明、言出必践，戚家军战斗力十分强悍，令倭寇闻风丧胆，蒙古铁骑也节节败退。
　　戚家军以装备精良、所向披靡、战功赫赫著称，可以说是大明帝国、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强的军队，也是戚继光留给大明的一笔宝贵财富。
　　然而，戚继光怎么也想不到，他呕心沥血打造的这支军队，却在他去世七年后，被自己人以叛逆的名义，屠杀驱赶殆尽。
　　悲哉！从此，世上再无戚家军。
　　一切还得从那场援朝抗日的战争说起。
　　1。援朝抗日
　　在明代，戚家军是民间的叫法，而官方的称谓是南军，或者浙兵。
　　当时，明军的战斗力不强，戚继光见义乌民风彪悍，便数次到义乌征兵，组建了这支新军。
　　抗倭战争结束后，朝廷为了防御鞑靼，把戚继光调到了蓟州，并在辽、蓟招募了三万士兵，又在浙江招募了3000人，让戚继光训练。为了答谢朝廷的信任，戚继光特意调过来两万南兵，本意是要给北兵做个师范。
　　南北军本就相互不服，戚继光的调动让南军和北军有了正面冲突的机会，但当时张居正和戚继光都在，这种冲突并不明显。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被压制了十年的青年皇帝，在大臣的怂恿下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嫡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牵连，被调往广东，但这支南军却留了下来，成了没娘的孩子。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的不满，做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决定吞并大明和朝鲜。
　　丰臣秀吉先是给朝鲜国王送去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借道朝鲜进攻大明，希望朝鲜配合。
　　朝鲜国王识破了丰臣秀吉假道伐虢的阴谋，敷衍走了日本使者后，就给大明皇帝送信，说了丰臣秀吉的意图。
　　果然没过多久，丰臣秀吉就集结了十四万大军，大举进攻朝鲜，理由是朝鲜拒绝借道，虽然朝鲜军民奋勇抵抗，但汉城、平壤等重要城市还是相继失守了，朝鲜国王流亡到了义州，向大明求救。
　　当时，大明内部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也有所觉察，于是，万历皇帝任命北军首领李如松为统帅，在全国调集了4万兵力入朝作战，其中就包括戚继光留下的南军，当时由吴惟忠率领。
　　曾是抗倭名将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军务，宋应昌深知南军的战斗力，为了激发南军的士气，他沿袭了戚继光当年的奖金制度，对南军实行双薪制，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多，算下来一年可达43两银子。
　　1953年1月，明军抵达平壤城下，开始攻城，李如松传令：攻下城池，先登城者赏银300两。
　　吴惟忠率领的南军一马当先，率先攻上了城池，历经28小时的战斗，明军占领了平壤，日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2。蓟州兵变
　　平壤之战后，日军虽然受到重创，可明军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极力主张议和撤兵，而宋应昌则认为日本和谈只是权宜之计，极力主张留兵协守，最后皇帝听从了石星的建议，把宋应昌召了回去。
　　明朝中晚期的财政十分糟糕，而万历皇帝还是个败家子，所以，军中欠饷是常有的事儿，截止到宋应昌被召回时，南军别说双薪，就连正常的工资都没见着多少。
　　宋应昌在的时候，南军还有主心骨，宋应昌一走，继任的顾养谦根本不把南军的军饷当回事儿，由此一来，就有了南兵要饷的事儿，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明代史料中对此记载只有几句话。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再根据《明史。王保传》中蓟三协南兵营，戚继光所募的记载来看，这些海防兵就是戚家军。
　　如此看来，戚家军似乎是因为粮饷问题发动了兵变，然后被剿灭了。
　　3。矛盾由来已久
　　一向军纪严明的戚家军会因为粮饷问题而发动兵变吗？
　　再看看朝鲜的史料《两朝平攘录》怎样记载：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
　　根据戚家军百战不殆的历史，再结合朝鲜的史料记载，可以确定当时戚家军并没有携带武器，所谓的兵变，只是王保为了诬陷戚家军而找的借口，归根结底不过是件普通的要饷事件。
　　那王保为什么要诬陷戚家军呢？其实，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南北军之间的矛盾。
　　南是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南军，北是以李如松为首的辽镇军马，也就是日后吸尽大明鲜血的关宁军。
　　当年，因为有张居正在，南军受到照顾，自从张居正和戚继光不在之后，北兵开始得势，南兵失去了中枢的支持，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援朝战争时，作为北军领军人物的李如松，无论是在战场的任务分配上，还是战后的军功分配上，都是明显偏向北军。
　　比如，让吴惟忠率领南军进攻最险要的牡丹峰，却不给炮火支持，而将大炮主力分配给自己的弟弟李如柏；攻克平壤，是吴惟忠率领的南军率先登城，结果首功却被记到了北军将领杨元的头上，李如松许诺的300两银子，南军毛也没看着。
　　这样一来，南北将士之间的矛盾就更深了。
　　对于李如松的做法，南军也开始时以牙还牙，他们借口李如松的的旗牌官触犯军纪，将其枭首示众，随后，李如松借口安康之战战败，将南军主帅吴惟忠罢斥。
　　本来，宋应昌在的时候还能调和一下，可此时宋应昌已经走了，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蓟州事件就是一个集中爆发。
　　4。孰是孰非
　　关于双方的评价，第三方朝鲜的记载：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
　　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游击亦中铁丸，千总一员竟至殒命。
　　吴惟忠来驻忠州，性清严，与士卒同甘苦。前后出来将官无不克减饷银，而独无所取。在岭南，多露处野中。所过不折一草。虽瓜菜之微，必出其价而买之，岭南一路皆立碑颂之。沿路之民避大兵于山上，闻吴军之来，则必下来尽力供顿。
　　可见朝鲜人民对吴惟忠所领南军是交口称赞的，直到今天，在韩国还有吴惟忠的纪念亭和石碑。
　　而对李如松的辽镇兵马，朝鲜人这样评价到：辽广之人，与鞑子无异。必当凭陵横暴，侵扰公私。
　　两者对比，孰是孰非，清晰可见。
　　蓟州事件后，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等替南兵抱不平，弹劾王保纵意击杀，却遭到皇帝的斥责，数千南兵被定性为大逆，南兵将领被革除，士兵发回原籍，不听军令的，军法从事，南兵的心彻底寒了。
　　两年后，日本再次发动战争，朝廷派吴惟忠在浙江招募士兵，却再也没有人去应招了，这支被称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的军队，就这样消亡在了自己人手中。
　　此后，辽西将门掌握大明的军事话语权，不断对大明敲骨吸髓，却没能镇住边关。
　　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是戚继光的《望阙台》，也是他和戚家军所有将士的一片丹心，虽然戚家军结局惨烈，但却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