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差异为例，浅析古埃及与古希伯来女性地位的差异原因

　　文丨云中探史
　　编辑丨云中探史前言
　　古埃及与希伯来女性同处于父权制统治之下，但古埃及的女性地位高于希伯来女性。
　　埃及的古代女性在政治与法律地位，她们拥有比希伯来女性更多的权利。
　　古埃及的女性可以继承财产并支配财产的分配，参与宗教生活，担任神职人员，还可以出任公职人员，接受一定的教育。
　　而希伯来女性不同，她们未成婚前，属于父亲可处置的财产之一，成婚后，则属于丈夫。
　　她们生活的重心在家庭，在家庭中接受贤妻良母的教育，在家庭中服从父亲与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
　　造成她们地位差异的原因有，古埃及属于农耕文明，而希伯来属于游牧文明，对女性的要求不同，所以导致两种文明中女性地位的不同。
　　本文以文明差异为例，浅析古埃及与古希伯来女性地位的差异原因埃及的农耕文明
　　古代埃及人依靠尼罗河生活，并且创造出不朽的埃及文明。在物质方面，埃及拥有众所周知的金字塔、木乃伊、狮身人面像等让后人都叹为观止的杰作。
　　精神方面，埃及文明比不上后来的希伯来文明，但是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埃及人依靠尼罗河馈赠的肥沃的土地生活，我们知道尼罗河会定期泛滥，虽然对农耕造成影响，但是泛滥后留下的泥土也变成肥沃的土壤供埃及人耕种。
　　他们按照尼罗河的泛滥周期确定泛滥季节，洪水退去播种，收获在春天。根据这一周期过着按部就班的农耕生活。
　　尼罗河还是埃及的天然水道和主要水源。所以说尼罗河水赋予埃及以生命，并且不断养育着整个埃及社会。
　　埃及人将尼罗河称为母亲河，并且将其奉如神明，为尼罗河创作颂歌、颂诗、神话等。尼罗河有利的生态条件提高了埃及人的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文明的进步。
　　大多数的普通埃及人的生活来源以农耕为主，所以他们遵循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规律，他们的耕作技术在当时的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上表现为农业经济，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因此农业是埃及的主要产业，农民是主要的劳动力。和大多数农业国家一样，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民上交的赋税，农民的收成除了上交，留下自家需要的还可以进行贸易。
　　农业的发展关乎政权的稳定，所以埃及法老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埃及除了农业外，织布产业也很发达，因为除了人们制作衣服，还需要大量的布匹包裹尸体，制作木乃伊。
　　他们还烧制陶器，兴修水利、并且大兴土木，建造法老的金字塔，创造出辉煌的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其文明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属于土生土长的文明；埃及文化一般是稳定而连续的，却又绝非静止的，它是不断向前发展，循序渐进的。
　　文化上，宗教对古埃及人生活影响之大，起到支配的作用，可以从他们留下的遗迹中便可探知。
　　并且埃及民族也创造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服饰装扮、歌舞、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
　　笔者在上文中谈及古埃及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从事许多的职业，以及参与商业贸易。妇女在许多行业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纺织行业。
　　希罗多德声称，在埃及妇女进入市场，受雇于贸易，而男性则呆在家里和进行纺织。
　　希罗多德可能夸大了这一现象，但是不可置否，和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埃及历史上，妇女确实可以从事贸易往来。
　　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底比斯的市长肯纳蒙的坟墓壁画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海港的场景，有两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售卖布匹和凉鞋。
　　在迪尔麦地那伊皮的坟墓壁画中，男子将谷物倒入女人的篮子中，以及一个女人在售卖啤酒还有菜园子里的农产品，比如蜂蜜等。妇女参加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当可观。
　　在中王国时期的一个男性户主赫乾科特，家里土地很多，不仅有多余的土地向外出租，而且一部分收入还来自妇女纺织的布匹。
　　新王国时期，一位妇女积累足够的钱来购买物品，甚至奴隶。问她如何有钱来购买奴隶时，她回答：我从我的菜园子中出产的农产品卖的钱来换取奴隶的。
　　另一位妇女，在饥荒的年代，用银钱换取粮食。根据这些证据，处于农耕文明下的古埃及农民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活。
　　并且还可以把剩余的农产品进行交易。当时的布匹、农产品、面包、啤酒等大多数是女性生产的，收入用来维持家庭生活。
　　正是由于古埃及的妇女在家庭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因此，她们往往掌握着一定的经济权力。
　　从而使得古埃及妇女在埃及社会有着较高的地位。
　　古埃及社会发展经历过母系氏族时期，女性生育后代扩大部落规模，并且这一时期由于还没形成种植业和养殖，人类的食物来源大多依靠狩猎和采集。
　　但是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的方式不稳定。而女性发现狩猎回来的猎物可以驯化进行圈养，并且采集植物果子时发现种子掉落土壤会长出新芽。
　　这些是女性在采集中积累的生产经验，扩大部落的食物来源，慢慢形成养殖业和畜牧业，随之狩猎变得不再重要，这样部落发展越来越依赖女性，女性地位就变得举足轻重。
　　女性在采集时和生育后代方面作用大于男性，女性地位高于男性。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大于女性，地位随之低于男性。
　　但是其女性地位较高和尊重女性的传统也影响古代埃及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可以说，古埃及女性地位是在生活和生产中自然形成的，很少受外界的影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希伯来的游牧文明
　　相对来说，希伯来的游牧生活使希伯来社会不断接受外来文明，其女性地位除了受游牧生活影响外，还受周边民族与文明的影响，这是二者的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希伯来文明属于游牧文明。与埃及不同，希伯来定居前，属于游牧民族，其特点就是居无定所，生活环境较为艰难。
　　游牧民族放牧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得不经常迁徙和流动去寻找水草资源。希伯来社会是由游牧部落组成。
　　在迦南定居前，希伯来人处于游牧部落，游牧的特质使其随时迁徙流动，没有固定的地盘，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生活和生产，从而使得他们的很多生活用品需要和周边民族的商品交换。
　　内需不足使他们发展商品交换，形成商业贸易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游牧民族很容易形成商业文化，希伯来社会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被人们称作天生的商人。
　　希伯来人生活的区域在迦南，它处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的中间地带，和四周都是沙漠的环境相比算得上是富饶区域。
　　迦南被历史学家们称作肥沃的新月，希伯来《圣经》中多次将迦南地区描述成流着奶和蜜之地。
　　事实上，这里到处是沙丘和岩石，水草并不丰美，想要在这里同埃及一样发展农业、养殖业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犹太学家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犹太史》中写到迦南地区有一条大道穿过沿海平原，那些来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国家的军队和商旅就是从这条河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的。
　　也就是说古埃及与古巴比伦两国贸易往来必须经过迦南地区。迦南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中间地带，正是东西方进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和走廊。
　　并且迦南还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心，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为了抢夺对中东的控制权，从而导致这里经常发生战争。
　　但是也使得这里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部落之间交流的重要场所。
　　希伯来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吸收其他文明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孕育了希伯来人的经商意识。
　　内需不足与地处交通枢纽两个重要原因影响，使希伯来人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发展起市场经济。
　　所罗门统治时期，重视发展贸易，组建的舰队将希伯来人的贸易发展到阿拉伯、印度、西班牙等国家，不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男性发挥的作用大过于女性。游牧民族因地理环境影响，不能发展农业和养殖业，所以畜牧业是希伯来社会的主要产业，放牧主要依靠男性。
　　寻找水草资源的迁徙途中，女性由于身体因素影响或许成为累赘。贸易过程中，需要带着货物长途跋涉，从生理和心理方面比较，男人的优势大于女性。
　　因此，缔结契约双方多为男性。争夺地盘和资源时，往往会同其他部落和民族发生战争，想要赢得战争，男性战斗力强于女性。希伯来人将生育看的尤为重要，尤其是生育男孩。
　　家庭中因为男孩长大成人后可以增加家族财产，扩大家族规模以及保持家族的族产，社会里希伯来的发展依靠男性，部落的扩大也是依靠男性。
　　希伯来社会女性没有继承权的原因之一是，女孩长大嫁入夫家，如果给予继承权，会导致家庭财产流失，并且家族兴衰不以女儿的多少为标准。
　　所以波阿斯和路得结婚时，众人的祝福是：愿亚卫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路得记4：1112）（拉结和利亚是希伯来十二族长的母亲）
　　所以生育男孩对于希伯来女性尤为重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希伯来社会中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地位低于男性。结论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古埃及与古希伯来两个文明之间女性的地位差异来源，主要是由于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
　　埃及妇女地位从前王朝时期到中王国时期都有变化，前王朝时期的埃及被称为妇女的黄金时代，当时是处于女性统治的时期，所以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的。
　　希伯来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属于游牧文明，女性由于生理特征的影响，削弱她们的生存能力，在游牧部落里，不得不依附男性。
　　两个文明不同的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社会角色又是决定地位的唯一标准。
　　同时，两个文明的社会对于女性作用的看法也决定着女性地位的差异，在古埃及文明中，女性的作用是十分广泛的。
　　然而古希伯来人的看法却与古埃及人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女性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这种畸形的想法造成了地位的悬殊。
　　所以，笔者认为，文明制度的不同是女性地位不同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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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宫梅芳：《圣经中的女性：〈创世记〉的文本与潜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版。
　　〔4〕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5〕梁工：《圣经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