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谢侯之和他遥远的椿树峁

　　谢侯之71岁了。在德国柏林，他过上一种闲适的退休生活，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远隔重洋的电话采访，一口浓郁的京片子从对面流淌出来。他是北京老三届学生，却管太太叫婆姨，流利的关中话随口就来：你做啥的嘛，你哈怂啊。2022年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椿树峁》里，他信笔调取陕北方言，掏地那阵儿啥，满没个吃上咧再的甚也没有。
　　这源于一段集体记忆的烙印，一段远难用闲适形容的岁月。1970年代，在陕北一个闭塞的村子，谢侯之插了四年队。
　　物理学家史砚华和谢侯之当时在一处插队，远离京城，生活变成围绕打坝、修梯田的战场。史砚华那时在大队的机房负责伺候一台四面漏风的八马力柴油机磨面，而谢侯之最常做的事情是在基建队受苦。秋收，和老乡一起把上百斤庄稼从山上背到山顶场上，从天亮背到天黑。晚上，知青们待在一个屋子里读书、做题。没电，几人挤在一盏煤油灯前，灯熏得人早上起来两大黑鼻孔。
　　那些渺远的插队经历，原本仅在知青们相聚时触发谈兴。时间的蚀刻下，记忆也偶尔打架谢侯之澄清，史砚华怕是记错了细节，那时知青每人会点两盏煤油灯。史砚华提起请教习题的故事，谢侯之坚称他的记忆出了差错，两人在电话里争了起来。
　　1991年12月的椿树峁，大体保留着知青插队时的地貌。（王克明图）
　　2000年起，谢侯之把过往纳入笔下。在博客上，他写延安的雨，一簇簇名为地软儿的菌类从潮湿的土里钻出来；写有夏月的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哼呼鸟（后来才知猫头鹰）的叫声让他恐惧了一路。
　　陕北，你改变对人生的观感。拉拉杂杂又漫长，二十余年断断续续的写作，谢侯之形容，就像在爬一座实体的椿树峁。不要往上看，不要有希冀，不要有企图，闷着头爬，爬，爬，回头一看，人啊，树啊，猫啊，狗啊，都小了。
　　从北京到椿树峁
　　1969年，北京三中十来个半大小子，连同行李一起塞在北京站的一节硬座车厢里，前往陕北一个名为河庄坪的公社插队。算起来，他们是第四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此前动员过几批，要么去东北，要么去山西，但全看个人意志。那一年，初67级的中学生不得不动身了。
　　谢侯之也在那之中。他带了一只老式的樟木箱，四角包铜，书以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杂物塞在其中。那时国家给每个知青一张26块钱的箱子票，比30英寸更大一些的夹板箱，他没要。连同一个铺盖卷，是他行李的全部。
　　那些事后追认、外人揣测的苦闷并未浮现在他们脸上。大家感觉像是春游，想象着那个地方多浪漫啊，多好玩啊。没有那么多顾虑想将来，没有那么多恐慌。谢侯之兜里揣了俩煮鸡蛋，没一会便吃光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个工艺美校的学生，不在需要插队的人群之列，也主动销掉北京户口，抱着自己的档案，跑到延安插队。十几岁的青少年，玩心还挺重，兴趣还挺浓。谢侯之说。
　　颠簸曲折的长途展现了现实艰难的一面。火车抵达西安，还要转坐6个小时的货运车到七十余公里之外的铜川，漫天大雪，山路湿滑，把人冻死。从铜川的汽车站，再坐一天长途车（带帆布斗篷的卡车）到延安。剩下的路途，全凭一个字，腿（儿）。
　　1972年，谢侯之与同学王克明、许小年（从左至右）在延安。（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至今没有为那段徒步找到精准的刻度，有老乡说是30里、40里或者80里。早上从延安走，走到中午，或者半下午，走到河庄坪，从河庄坪再往前走，进西沟，再走上半天，然后就是万庄。回到万庄还没有到椿树峁，还得往山上爬。
　　山里难见植被，满眼光秃秃的。要走很久的路程，才能零星看到一棵灌木、一株草。万庄乡人们劳作的内容，一项是修梯田，得把生土翻上来。然而来年根本就不长，把土皮也伤了，可照样修。很难说这样的耕作方式，能从贫瘠的土地里掏出足够的收成，春天开荒时，村民们把山都剃成了一个个的和尚头。
　　知青由国家定额供粮。谢侯之和其余8个知青被安排在椿树峁上插队，那时整个椿树峁只有9户人家，是河庄坪公社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
　　山里音信不通，报纸也来不了多少。从对面山上收工往下走，谢侯之对着村里人喊，有信没信，等着看信。信是唯一的跟外界的通道和快乐的源泉，想信，盼信盼得厉害。临近春节，知青才有机会回趟北京，和队里请假，承诺按时回来。谢侯之回北京，刚到家门口，告诉家人他回来了，然后在门外把衣服脱光，光着身子进去洗澡，否则将虱子全带进来了。
　　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
　　陕北的乡村，人皆淳朴，老乡们生活艰难，一件衣服穿四季。
　　到了冬天，每家的婆姨（方言：老婆）们应时将黑不溜秋的烂棉花，团团缕缕地塞进单褂的夹层里，做成壮袄（棉袄）御寒，到了夏天再将棉絮拖出来，变成单褂。
　　如果到了深秋，他还穿着一个单褂子，抖索索地在山上锄地，或者到了盛夏，他还穿壮袄，别的婆姨就会说他的婆姨太懒了。谢侯之说，知青的衣物储备倒是丰富，绒衣、毛衣、棉袄一应俱全。
　　靠地吃饭的老乡，以四时的流转为尺度安排活计。春天拿粪、赶牛耕地。山里的盛夏，阳光炽烈之极。谢侯之光着膀子打坝，皮肤晒得红大虾一般。薄薄一层皮晒得翘起来，一揭能揭出来一大张，可以在上面抄一篇文章。
　　谢侯之在基建队工作。日常劳作单调重复：天还黑黢黢的时候，被叫起来上山出早工。干到太阳出来，四周的景象都明朗了，送饭的人送来一罐饭，或稀或稠。如果劳作的地方离村里远，中午就地解决餐食。大伙派个半大小子去山上揽柴，打起一堆篝火，再各自从挎包里掏出一块饼。支一个树枝让饼立着受火，一面烤焦，再烤另一面，烤完拍一拍灰就这么吃了。
　　谢侯之那时舍得气力，然而高强度劳动后，没有菜也没有油，靠一块馍打发饥饿。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讲根本不够。谢侯之说，天黑收工回庄。如此循环往复，天天都是上工。
　　劳力活，谢侯之最喜打坝：找一道山沟，挑一块窄地，铺一堆横道的土后，用夯将土打到紧实，然后再往上铺一层土，再夯砸紧实。一层土一层夯，砸起一个墙似的坝，挡住这条沟。打完坝，山雨一来，冲到夯起来的土坝上，雨水带着泥，带着羊粪，带着树枝，带着腐殖质，堆积起来。那个土是很湿，很肥，很有生长力的。以前（在别处）种的糜子，都高不过小腿，得弯腰掐着它的脖去割。在那儿种上庄户，糜子长得比我人高。很棒。
　　隔着电话，谢侯之不对那段时日附带更多的评判，语气淡然地回应年轻记者好奇的询问。待那儿很不好，回忆很不坏。他说，这让你有一个精神，（后面再遇事）什么都能扛过去。我那种情况（山里）都待过来了，还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2008年12月底在史铁生家，王克明（右）、谢侯之（左）与史铁生（中）合影。（陈希米图）
　　陕北的风貌、人情，如今都深深刻在谢侯之的脑子里，没有丢。他后来远赴德国，异域的一切也别样新鲜，可从来不及陕北那几年，那样的excited。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你见的生活，见的环境，见的人民，见的语言，见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来不曾料到过，猝不及防。
　　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
　　当时，北京的中学，数字小的中学大多是单性别学校，比如男三中、女二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之类的附中基本是男女合校。谢侯之说，两种学校的学生在相处时便显出不同来。
　　插队的时候，如果学校是男女合校，那就包一个公社，或者包一个队。但是到了河庄坪，发现我们男三中是男校，没女生，就搭了一个女校，丰盛中学。椿树峁要9个知青，女生就去了5个，我们三中去了4个，就是这样搭配。谢侯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侯之观察到，男校的学生在青春期时，因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异性，插队的男女交往往往坦荡，异性间几无隔阂，自然对话，自然交往。而在清华附中插队的村子，情形则大不一样，他听说，清华附的男女生有事要交涉，女生从窑洞的窗子里递出话来，男生则派一个代表在外面喊，跟她们商讨。从不单独说话。
　　陕北知青相对自由，老乡干部谁也不管你，你爱看什么书，你爱说什么言语，你爱到哪儿没有人管。不过，河庄坪的知青，很少调皮捣蛋的。遇到雨天或者冬闲，大家有余裕便读书，以消解精神上的饥饿。
　　1973年，谢侯之（前排右二）和其他知青在延安河庄坪。（受访者供图图）
　　知青手里流传的书来源杂沓不明，或从家里带，或撬了图书馆。谢侯之从家里带了一本《浮士德》，内页的珂罗版插画占据整幅，笔道细腻，格外受欢迎。好书一经流传，则格外广泛，《浮士德》后来不知所终。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肖洛霍夫以及一堆地下读物皆受欢迎。
　　时隔数十年，谢侯之仍然记得，自己是如何被小说人物的精神力震撼。是一本小册子，里边收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他当时钟情于这种逆境求生的叙事《墨西哥人》讲一个打拳从来不胜的人最后打赢了的故事；《热爱生命》写一个淘金人濒临死亡，然而还在沙滩上蠕动。那种对生命的渴望，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决心。他激动到把一个同伴摁在炕上，给他从头到尾念完《热爱生命》。
　　谢侯之后来的人生走向，堪称《热爱生命》的翻版。
　　插队三年，谢侯之始终带着不甘心和对大学的热望。1972年，他迎来了一缕曙光。那一年大学放开招生，知青间流传将恢复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大家搜罗各色初高中数理化书本，每晚窑中早早坐定，将煤油灯擦拭得雪亮，带着由幻想生出的激情，贪婪地读，好像在撑那可渡到彼岸的舟。谢侯之在《椿树峁》中回忆。
　　然而这届只招工农兵学员。到了1973年，大学招生实实在在需要考试选拔。希望的火苗再度燃起。万庄这一帮人受到史砚华的鼓舞，个个都爱折腾，见试就考，不说行不行，都说试一试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谢侯之说，这些都是史砚华的格言。
　　1972年，谢侯之与同学王新华、王克明在延安地区医院探视史砚华（从右至左）。（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已经无法细致回忆起1973年那场考试选做题的具体内容。大学刚开放招生，题目远达不到艰深，简单得要死。1973年，史砚华被招工到延安市农机厂，做钳工学徒工。谢侯之则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新生。
　　山居然全都绿了
　　当时，农林医师四类学校没人愿意去，因为这四类号称是边远贫困地区需要的专业，去这四类校的学生，毕业分配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陕师大的生源基本是各县的农家子弟。
　　1970年代，沟底的枣圪台庄，当时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回家乡，书记跑到万庄借谢侯之当老师，给枣圪台的孩子们上课。（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在学校里被推选为学习委员，最荒僻、吃不上饭的地方做的项目，自己带人顶上。1976年，大学毕业的关口。当时陕师大的毕业实践，要求到各县办教师训练班。谢侯之在学校里联系了一位老师，老师手头有一个陕西公路桥梁设计院项目，内容是计算桥梁单桩的剪力。头一次用计算机，130的老式机器，大得不得了。用的语言也比较古老，ALGOL编程语言。谢侯之和其他北京来的同学跑到西安交大去算题，也因此没去上师范训练班。
　　毕业时，史砚华在农机所已经做得有模有样。谢侯之被推荐到农机厂工作，故交重逢。
　　两人白天和农机所的两位师傅一起倒腾组装小链轨拖拉机，晚上凑在桥儿沟那间冬凉夏热，四壁透音的小平房里一起做题。1977年，大学招生终于有教无类，不再看出身。当时做题并没有很严格的目的性，现在回忆，你可能说是为了高考，但这根本都不至于。我们看的是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高考根本用不上，属于杀鸡用牛刀。谢侯之说，史砚华别的专业都不报，只报理论物理。高考考到西北大学时，他比系里的其他新生大出一轮多。
　　没上两年，史砚华向学校提出要提前毕业，因为大学里的那些课他都会了。后来，很快通过了学校里的提前考试，去了国外。
　　两人的联系也因此变得稀少。二十余年后，在北京再见时，史砚华已坐在中科院国际物理大会的主席台上。史砚华平时连电视都不看，也没有微信，联系上他要靠他太太。但谢侯之理解这位老友对时间的紧张，过去长时间的壮志难酬，让他觉得那些娱乐活动都是一种浪费。
　　数年前，借着到国内讲学的机会，史砚华和谢侯之回了趟陕北，看到山居然全都绿了，山里已退耕还林，到处是灌木丛，一片郁郁葱葱，绿得一塌糊涂。
　　在万庄，他们碰到不少同代人。老辈人大多仙逝，不敢打问太多。九户人家的椿树峁已然消失，村民们合并到万庄。山上退耕还林，乡民每月70元国家补助。万庄沟，打了水坝，涓涓流水积蓄成‘库’。史砚华回忆。
　　2019年1月回访时的椿树峁远眺景观。（王克明图）
　　再度登上椿树峁，谢侯之看到山里只剩下两孔残窑。
　　他们没在曾经插队的土地上再过一夜，陪伴前往的工会主席坚持把他们带回市里的宾馆。其实，我们多想和乡亲们团坐炕上，打平伙，拉家常，干一瓶赊来的杂牌儿烧酒！史砚华感慨道。
　　南方周末记者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