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悲哀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大与小（三）

　　新法的弊病及至变法失败的，情形和原因是很多的。有人说是触动了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有人说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也有人说是保守派的反对，和皇帝支持的失去（神宗死去）等等。
　　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无及时纠偏。还有一条重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的总指挥王安石，恃才傲物，排斥异己。也即是司马光所说的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别的权且不论，单看因反对变法而贬官或退居二线的名单，就长得令人咋舌。如熙宁二年六月，罢免御史中丞吕诲；八月，罢免知谏院范纯仁，刑部刘述、丁讽，侍御史刘琦、钱顗、孙昌龄，审刑院王师元，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
　　十月，罢免宰相富弼。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因论青苗法被解职河北安抚使；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参知政事赵抃，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罢宰相曾公亮、罢司马光（虽是自请，朝廷批准视为贬谪）为永兴军知府；十月，翰林学士范镇退休；
　　熙宁四年，贬史官苏轼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罢枢密副使文彦博等等。据说，当时台谏为之一空。据说，当时贤士多求引去以避锋芒。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人说是君子之争。但二人经常激烈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当面争辩无果，司马光又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援朋友责善之义，反复劝之。严厉指责王安石的变法，具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弊端，劝谕王安石（变法）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而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一一予以批驳，并明确告知：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最终，二人由昔日好友变作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
　　司马光找神宗告状，神宗当起了和事佬。一边支持王安石，一边给司马光以枢密副使的安慰。而执拗倔强的司马牛，眼见局面无法改变、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认可，竟以不习军旅为由，连上五封札子坚决请辞。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指授枢密副使），卿且受之。’光日：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日：何故？光日：臣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日：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臣不改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由此可见，司马光是为避免继续争斗、为保全自身名誉，而知趣、无奈、伤心、执拗地，离开京都去往地方的。
　　司马光出知永兴军的头衔，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他出发前，神宗皇帝咐他边鄙动静皆以闻、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皇帝把永兴军一路（省）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了司马光，司马光也有在自己的领域大干一番的期望。
　　赴任前，他连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扎子》、《乞不令陕西戍边及刺充正兵扎子》、《乞留诸州屯兵扎子》三道奏书，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特殊政策。
　　而三个请求皆与新法相悖，即不执行新法。到任后，他又根据实情相继提出了《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乞不添屯军马》、《奏乞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等请求，但在新法如火如荼大力推行的大形势下，以神宗、王安石为代表的朝廷，自然对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司马光原本想在自己的领辖内，施行自已的主张行不通了，一度热起来的情绪也随之降了下去。加之，又一位反对熙宁变法的朝官、礼部侍郎（教育、外交、礼宾部副部长）范镇被罢官。
　　刚刚知永兴军不足八个月的三朝元老，先儒司马子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从知趣、无奈、伤心、执拗，直至绝望，彻底死了从政之心。于是便呈请辞职，愤然退居西京洛阳甘就冗散。
　　尽管他抗旨不尊，但神宗皇帝还是对司马光眷礼不衰（是时司马光已是三朝元老，且在立英宗、调和与太后矛盾等方面表现突出），还想让他去知许州（河南许昌）。
　　而他去意已决，僵持了三个月，神宗才答应他去洛阳监察分理处（西京留司御史台）赋闲（留司御史台是闲职）。赋闲洛阳十五年时间里，他闭口不谈、不理时政，埋头编著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涵盖16朝1362年历史、多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