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藏青铜象尊解读

　　商周青铜器文化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期的青铜器类别多样，形制纷繁，纹饰繁缛富丽，铸造大气精美，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技艺的精妙融合。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这一时期南方青铜器文明的杰出代表，迄今共出土了上百件商周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有不少外形为鸟兽状的器物，奇特的造型，加之精良的铸造工艺及华美的纹饰、装饰，令人称奇赞叹。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铜象尊，更是难得的珍品。
　　一、形制、装饰、纹饰及类器
　　象尊为大象造型，体态肥硕敦实。象首较大，颔首扬鼻，鼻竖直并略向后仰，鼻头回卷，向前平伸，鼻口大张，上小而下大，鼻缘斜平。鼻端上有一鸟，鸟喙自鼻口端上缘前出，长而尖，近三角状，且边缘具一定弧度。两侧眼珠巨大而圆突，中间凹下为瞳孔。眼珠后为翅膀，似牛角，鸟足收于翅下，鸟爪蜷曲。整只鸟体态较为扁平。一伏虎之尾压于鸟上，虎尾长而粗壮有力，鸟似动弹不得。虎尾两侧有纵向阴线勾勒，尾端向上回卷。虎头较大，而躯干所占比例较小。虎口紧咬住一蛇头，只露出蛇的圆突大眼，蛇身即为象鼻背侧的扉棱，虎巨目圆睁，中有凹点为瞳仁。虎额头有菱形阴线，两耳长尖，耸起后伸，耳面有十字形下凹。虎身两侧有近方块状阴线，勾勒出强壮的肌肉。四足前探抓地，足上以阴线勾描肌肉。
　　象鼻前后两侧装饰高起的扉棱，扉棱上有I、L、T形阴线。象鼻前侧扉棱形象为一蛇，蛇头向下，蛇尾延伸至鼻口下方后回卷形成尖钩状，颈部扉棱尽头连接蛇头，蛇头近三角形，细尖嘴，两较大的圆形下凹鼻孔，最为突出的便是蛇眼，占去头部近一半区域，眼呈环状，中间下凹为瞳孔，外侧凹陷以勾勒出眼眶。双眼圆瞪，令人不寒而栗。象鼻两侧有水波纹阴线饰。象鼻根背部近两眼之间有尖桃形阴线。象嘴微张，两侧向下斜出粗壮但不长的象牙，下嘴唇呈三角形。熊传新先生认为象鼻下端与颈部连接處有嵌铜痕迹〔1〕。
　　象眼斜竖，眼眶分明，眼珠大又突出，中间也有点状下凹的瞳孔。眼上方有高突的眉，近刀形。眉间略上位置有菱形突起，周遭有阴线。前额有对称的两个鼓包，上有半浮雕的蟠蛇装饰，蛇身向内盘曲，蛇头为三角状，蛇眼与象眼相似，巨大而圆突，且同样有凹点状瞳孔。蛇身有突出的脊，两侧饰以较密的横向平行阳线，尾细而尖。
　　头两侧为巨大的蒲扇形耳，右耳微残。两耳平展外张，耳面有近十字形内凹，耳沿上有阴线勾勒。耳下饰夔纹，半浮雕，挺胸顾首，有长而弯的巨角，身为拉长S形，中有阴线，有脚，尾回勾。耳背后有半浮雕龙纹，眼圆睁，突出，宝瓶形独角，C形大耳，喙嘴。身呈S形，双翅下飘。脖颈冠饰下垂。
　　整个躯干均略外鼓，四肢粗壮有力，使得象的外形有些许憨态。象背平直，背部有椭圆形口，应为一盖口，盖遗失，据同类器及本器风格推测，盖钮也当有一象或其他动物为饰。盖口周边加厚。象前肩及腹上部饰浅浮雕夔纹，巨眼方圆，有同形下凹以为瞳孔，眼上方紧贴刀形眉，头顶有叶形冠饰。眼后有巨大的弯耳，耳面有一阴线，耳与冠饰间有长而弯的巨角，耳、角紧贴。夔嘴微张，前唇上翘，下唇回卷。身子所占比例极小，卷曲，其下有足，尾部回勾。
　　象臀中央有长条形扉棱，两侧有I、T形阴线，延伸至象尾，尾短下垂，末梢尖，尾端截面为T形，两侧饰人字形阴线。臀部饰兽面纹，以扉棱对称展开。眼珠圆凸并由下凹瞳孔。一对巨角向内勾卷而近呈C形。臀尖饰浅浮雕夔纹。
　　象前足上饰浅浮雕夔纹，作虎形，腹中部下方仅一夔首。象两后足外侧位置各有散列兽面纹之一半，二者共组一完整兽面。兽角后方也即象足与腹部相近处也饰倒立夔纹。象四足足掌分五趾，掌近椭圆形，无底，足中空，泥芯已掏出。
　　两前足之间有两小乳头，突起不高。颈下部有阴线勾勒。颈部及象身、足部纹饰均以云雷纹衬地。
　　象尊通高22。8、长26。5厘米，两耳间宽14。7厘米，重2。78千克。与自然界真实的大象相比，象尊躯干与头部比例略小，象鼻与象足均较粗大，当是设计者和工匠们有意为之。尽管比例有所失真，然而象的形象并未受其影响，依然栩栩如生，反而多出几分憨态可爱。其扬而卷起的象鼻略呈S形，既有凝重感，线条流畅又不呆板。象目圆睁，象耳张开，象尾垂下，四足而立，体态自然，活脱脱是现实生活中的象。象鼻中空，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盖与口，酒可以从此注入。艺人们化尊为象形，实现了其作为酒器或祭祀器的使用价值，同时又将其变成了一件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绝佳技艺品。器上装饰龙、鸟、虎、蛇、兽面等浮雕纹饰，尤其是象鼻上的鸟和虎浮雕，在保持了象鼻特点的同时，又加入了更多动物装饰元素并完美结合，丝毫不显突兀。由此可见，艺人们在一定的制作约束下具有相对的发挥自由，而且喜用线条纹饰，纹饰余白处填充云雷纹，在象尊上将可表达的元素极尽施展。全器附饰20余只动物形象，写实写意，巧妙融合。
　　此象尊品相较佳，器表呈绿漆古之碧绿色，光亮精美，加之造型新颖逼真，纹饰巧妙富丽，实属难得的国宝级青铜尊。1975年，此尊出土于湖南醴陵狮形山距山顶十多米的山坡上，距地表15厘米左右深度，系当时公社社员挖土植树时发现。据器型及纹饰判断，这一件象尊年代当在商晚期至西周初期。目前存世的象尊已知的有四件，除此象尊外，还有三件。
　　一是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商周象尊，是目前所知的动物型尊中最大的一件，高65、长96厘米，象鼻大部分被毁，顶盖遗失。饰有兽面纹、鸟纹、龙纹等纹饰，并以云雷纹衬地。据传出土于湖南长沙，但已无处查证，不过依据其自然写实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专家判断其可能为长江流域中部盆地的工匠所造，年代在商晚期至西周初期。
　　二是美国弗瑞尔美术馆藏的商代夔纹象尊，高17。2、长21。2、宽10。6厘米，重1。3千克，很是小巧。象体丰满，长鼻中空，上扬后回卷鼻端向前伸展，两尖牙露出口外。象背有一椭圆形口，口上有一盖。盖钮为一形态相同的小象，从而视觉上是大象驮小象。全身饰满兽面纹、夔纹、四瓣花纹等纹饰，地纹仍为云雷纹。整器造型精美，纹饰精细，有华贵之感。出土地点未知，据传可能也出自湖南。从形制、尺寸、纹饰及铸造工艺等方面推测，这种可能性很大。
　　三是1973年湖北黄冈市汝王城外丰衣出土的象尊〔3〕，其造型与上述三件象尊差别略大。象头前伸，大耳，嘴中露出长牙，象鼻不长，上扬且鼻头翻卷。象后足后蹬，前足前伸，作奔跑状。象背近圆形开口，起高口沿，并沿背纵向置錾。其年代也应为晚商到早周时期。
　　此外，还有两件所谓象尊，其造型只是类象或部分为象，所以单独论之。一件是容庚、张维持先生《殷周青铜器通论》所收录的遽父己象尊，外形与大象相似，但鼻粗短，无出露牙，身形、四足也与大象有异，形象更似貘，故而有学者称其为貘尊。另一件是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所谓鸟纹象尊，其除了有上扬而鼻头翻卷的长鼻和嘴中伸出两颗长牙这两处象的特征外，其余均不能确切看作是象的造型，倒是与猪的形象贴近，体格圆硕，比例失调，双眼圆鼓，小耳高立，四足粗短似蹄，背部拱起，有近方形开口，带盖，盖上纵列两环状钮。纹饰主要饰以凤鸟纹组成的圆形图案，器盖饰以四组卷体蛇纹。
　　二、商周时期象之源考与象之形、习、能
　　大象在今日中国充满了异域色彩，而在远古的殷商时期却是在中原和南方常见的，当时的气候条件比今天更为温暖湿润，适宜大象生存。半坡遗址发现不少竹鼠和水麈遗骨，殷墟出土了大量竹鼠遗骨以及亚热带的水麞和四不像鹿、圣氏水牛等动物遗存，这些都是当时气候更湿暖的佐证。胡厚宣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指出殷代气候，不特稍暖，且远较今日为热，并依据甲骨文所说打猎时获得一象的内容判断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为土产，而非从南方引进。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证，并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3〕。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多有象骨的遗存，甚至北京地区也发现人工饲养象的遗骸，可见象的分布与象的饲养较之现代是北移的。
　　有關这一时期象的文献记载也不少。《殷墟文字乙编》七三四二记载殷墟卜辞贞，象，令从侯，归；《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左传定公四年》日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孟子滕文公下》也记载说周公相成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这些历史记载都表明象在商乃至周时期都是较为常见的。日本学者白川静研究认为，殷人在修建宗庙等大型工程时，可能驯化大象以搬运木头等耗费巨大人力的重型材料〔4〕。河南古称豫，豫字即一人牵象，也似乎暗示中原河南在远古时期与象的联系。时至今日，我们已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与大象到底有多么密切的关联。
　　有学者认为现今世界各地都有象的遗迹发现，我们所发现的商周时大象遗迹并非确定是本地生长，可能从如今泰国、缅甸等南国引进而来。如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便可能是中外交流而得。但无论象是来自本地还是他处，可以确定的是，商周之时象已存在并且不是罕见之物了。
　　大象体格庞大健硕，长鼻强壮有力，耳大似蒲扇，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征，同时大象性格温驯，行动略显笨拙，憨态可掬，意寓着似君子的德行。另外，驯化后的大象可用长鼻运物，其劳动力也不是牛、马等家畜所能相比的。象鼻还会让人联想到强大的生殖能力，易令古人产生生殖崇拜。除此之外，象牙还是珍异的材料，质地坚固细腻，无论是用来雕刻、装饰还是作为它用，都是艺术、财富的象征，代表了拥有者的财力、权利和社会地位。象牙在古人的意识中还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是与神沟通的法宝，至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象牙仍然被赋予这样的意义。
　　三、古人制器尚象视觉中心的理论及神人以和思想
　　既然商周时期象为人所常见，人们铸造铜尊为象形，便不是无所依据。至于古人将尊制作成象的造型的全部内涵，的确值得讨论研究。张光直先生曾提出萨满通灵说，认为兽面纹、夔纹、鸟纹都与天有关，是人与神进行沟通的媒介，衬地的云雷纹则是天的象征，人骑上这几种鸟或兽，便能上天与神或祖先交流〔5〕。但象又是如何呢？或许象具有同样的意义，即使是陆生动物，也能向上升天。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商时期的人类社会，农业与狩猎并存，畜牧业和手工业有零星出现，总体来说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人们在自然生存中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不停劳动养家糊口，需要抵御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各种侵袭，而大多数人更是要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卑微生存，饱受苦难。即使是身为统治者的奴隶主阶级，虽不用担忧衣食住行，然而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工具等使得他们同样无法抵抗自然的力量，无法掌控国邦的兴亡，同样要面临生、老、病、死。宇宙观、自然观以及自身认知的极度匮乏，对生命渺小而脆弱的体验和认同，时人以原始的思维方式，对自然和命运产生恐惧、神秘与敬畏，继而萌发信任神灵的存在，寻求神力的庇护。这一过程中，动物崇拜或者以动物为媒介与大自然的神灵沟通便是在这样的特殊物质环境下产生的。
　　动物于人而言，天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自然的能力，这些人类自身不具有的动物属性，对处于被动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神奇力量。一方面，大象外形、习性等特征惹人喜爱；另一方面，大象体型庞大，不怒自威，而其四足有力，坚固的象牙和有力的象鼻都是很好的武器，厚皮也是不错的防御，似乎处处宣示着其绝非自然界的弱者，这些都会让人感应到力量和强大，加之象鼻会带来生殖力强的印象和联想，综合来看，就不难推测出入们会对大象存在动物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意味。此外，在农业生产不发达的时代，象在生产关系中与人密切，地位较高，庞大体型或可寓意丰收之美好景象。而其性格温顺，寿命较长，也能更多参与到与人的互动联系，易被看作祥瑞之兽。
　　故而商人存在制器尚象〔6〕的理念，通过对现实中象的了解认知，铸造青铜尊并以象为形，模拟真实存在的象，使其成为强大与力量的化身，人们借以崇拜，祈求保佑。也许这其中还有托物喻人的情感表达，设计制作者和拥有者以象自比或借代他人，寄托和流露出自身或他人获得象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期望，并幻想得之而满足，意愿继续拥有和传承。另外，商时期人们尊神事鬼，作为祭祀礼器，他们迫切希望通过祭祀天地，以求神灵庇佑得以人畜安宁、五谷丰登。象的形象便是一个好的媒介选择，去承载起神和神的载体角色，成为人们期望和诉求的传播通道或归宿。
　　《尚书舜典》及《史记五帝本纪》中均提到了神人以和的思想，即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情感，达到协调一致，交融和谐。商人在祭祀中，希望与神灵沟通，追求神人以和的理想状态，愉悦神灵，得到内心的满足和神灵的恩赐保佑。不同场合不同功能的祭祀，也许会有共同的神灵与载体，更可能存在各自不同的神灵与媒介。神灵要么是人们内心意识的反映而虚构的语焉不详的个体，要么是具有某些动植物特征的意象，要么是现实中具象的物体等等。象与其他诸如虎、鸟等动物被直接用于器物的造型，便是这种神人以和思想追求的体现。同时由前所述，将象的形象器物化，也是一种对其喜爱、喻人言情的表达方式。当然，象尊上一般还附加了其他动物造型或浮雕纹饰，也当有此类似功能，并通过多种动物的搭配汇集来得到情感表达和寄托的最大化。尤其是这件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20余只动物附饰，特别是虎和蛇的浮雕纹饰非常显眼，足见艺人和所有者对器物外形的追求之苛严，对念想神灵之崇拜和虔诚，对情感愿景寄寓之强烈。此象尊并非来自墓葬，出土时独此一件，并无共存和地层关系，有学者根据临近县市有类似情况的青铜器出土且都用于山川、湖泊祭祀推测，其可能为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祭祀名山、河流或湖泊所用，祭祀结束后埋葬。而关于此象尊的产地，从铸造工艺、器形与纹饰等角度出发，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是湖南本地铸造，但若是将尊上虎的装饰与巴人崇虎联系起来，是否能取得一些新的发现，或可值得一番细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象造型还是其他动物纹饰，几乎所有动物形象中的眼睛都大而圆突。眼为心灵之窗，在神话与巫术盛行的殷商时代，人们便已经懂得并加以运用了。视觉心理学中存在一个视框效应理论，即在一个视框内，只有一个视觉中心，而那些逼近、突兀的东西更容易刺激人的视觉，从而形成视觉中心。商人在设计与铸造青铜器时，有意识或潜意识都会将眼部特征放大，在强调动物外貌特征的同时，以大面积和突出的形态吸引视觉注意力并形成视觉中心，强化观者的想象及与观者的情感连接，产生视觉和心理的共鸣。除了眼睛，象鼻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同样会给观者带来类似的视觉和心理效应。在古人常见的祭祀仪式中，这样一件大象造型及多种动物浮雕纹饰组合的青铜尊无疑是合适的，所有祭祀者的肢体动作、语言、神态甚至服饰、器具等都承載于以之为桥梁和中心的精神世界营造的场景中，巨而圆突的眼睛时刻强化着这种感应和连接，带给人们心里美好的愿景神人以和。
　　尊为盛酒之器，酒作祭祀之饮，古人以象为形，铸铜为尊，盛以佳酒，托物喻人而寄志，渴求人灵相接，神人以和，祈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事佳吉。
　　〔1〕熊传薪：《湖南醴陵发现商代铜象尊》，《文物》1976年第7期，第4950页。
　　〔2〕马强：《商周象纹青铜器初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5期，第5763页。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气象科技资料》1973年S1期，第223页。
　　〔4〕文竞恒：《中原在先秦前有大象》，《科学大观园》2016年第12期，第5758页。
　　〔5〕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9月，第313342页。
　　〔6〕肖清风：《制器尚象中国古代的造物方式》，《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9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