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流动中社会资本的分析

　　【摘要】在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流动收入之间的传递性的影响，使得社会阶层分化不断严重，导致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大幅降低。从人力资本投资和选型婚配的角度，父母的阶层地位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阶层地位。同时，代际收入流动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和中国的户籍制度、党员身份、居住地城市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影响。
　　【关键词】代际流动；社会资本；阶层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舞台，随着市场多元化和城镇化的到来，中国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2017年中国GDP总量超82万亿元人民币，全年增速达6。9，位居世界第二。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然出现着许多人民对美好美好生活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尤其是中国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流动收入之间的传递性的影响，使得社会阶层分化不断严重，导致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大幅降低。父母的阶层地位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阶层地位，而且整个社会结构也将处于一种不流动的固化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代际流动性具体是什么，大量学者社会资本在代际流动性做了比较详细的估计和研究，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介绍，希望能对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在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能有所借鉴
　　一、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对于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往往有着不同的定义。Dearden等（1997）认为代际流动性指的是子代在经济社会地位的分配中所处的位置相对于其父代位置变动的程度。而Blanden（2005）认为代际流动性是某代人经济地位独立于上代人经济地位的程度。代际的传递性则是指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以后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际流动性反映的是父代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子代的影响程度。
　　目前，主要以货币收入的测算来反映代际流动的状况。大量学者认为收入相对于职业和学历水平而言，更能直接和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因而收入的代际流动更能反映两代人经济福利的传递程度（NGetinet，2003）。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的是非货币的估算方式，如职业地位或受教育程度的代际流动（EF，2002）。但是如果只考虑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非货币方式很可能会低估家庭背景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但如果完全只采用非货币的衡量方式，又很可能会由于错误分类而产生估计偏差（Goldberger，1989）。
　　二、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与分类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科尔曼、帕特南、波茨、林南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关系网络中可以获取和使用的资源，社会资本的数量主要依赖于个人社会网络规模的大小。林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科尔曼（Coleman）认为是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普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因此社会资本主要有三个方面：相互信任、网络资源和合作行为。首先，社会资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第二，不论是表达性的社会资本还是工具性的社会资本其产生和维持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和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一样，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人们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并不会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降低网络中的其他人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宏观层面主要涵盖的是社会组织、制度构架方面的内容，例如，法律法规、分权水平、政治体制以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程度等等（KShrader，1999）。微观层面则主要是指那些有助于发展的水平组织和社会网络以及内潜于这些组织和网络内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另一个角度则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社会资本（cognitivesocialcapital）和结构社会资本（structuralsocialcapital）两个方面。前者是包括一些主观和无形的因素，例如共同接受态度、价值观念（信任、团结和互惠）和社会规范（行为和观念）等等，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客观和具体的组织和网络，包括社区的自发性组织、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等等。
　　三、社会资本差异催生人力资本投资差异
　　Dan和Fredrik（2007）认为父母通过对子女社会网络资本的投资可以影响下一代的收入水平。若果父母的收入较高，那么他们会为子女以后更方便进入一个高收入阶层而将其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等社会资本构建或者融入相应的社会网络，以此形式网络节点认识与其处于相同或相似阶层的群体，在其中网络的父母相互获取和使用彼此的资源，为其子女更好的实现人力资本，进入高收入阶层。相反，若父母为低收入者，为子女投资的社会关系网络里也多为低收入者，同时子女在学历教育相同时，整体素质和才能逊色于高收入群体的子女，不管是父母为其推荐的工作还是自己在人才市场寻找工作时，都会和高收入群体子女形成鲜明对比。Antoni和Matthew（2005）也强调社会网络资本（或社会环境）在家庭收入的代际传递中有重要作用，投资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敏感度（社会外部性）增加会增加代际相关性；同时，这种敏感度的增加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同时，从幼儿到成年时期，不同收入家庭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一般而言，当子女的智商、健康和努力差不多时，高收入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入的总量更多，而低收入家庭在资金市场不完善下，由于生活条件限制，没法在总量上达到一致。结果是整体水平上，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即使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上，高收入家庭子女也能更好实现其人力资本，进入更高的工作环境。
　　四、社会资本造成不同选型婚配
　　中国自古以来的选型婚配（AssortativeMating）是指一种非随机的婚配方式，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即一个人更倾向于和自己有相同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的人结婚。John等（2005）估算出父母和配偶父母行业指数的弹性为0。16，而父母和孩子行业指数的弹性为0。2，这表明父母和配偶父母经济地位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同时，在低收入地区的子女结婚较早，可能形成留守儿童，离婚等更不利于子女教育培养和人力资本的实现的情况。
　　五、简要评述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时，应注重代际流动的整体测度和机制分析，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范围，国外学者集中关注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和生理遗传的方面上，可以对户籍制度、党员身份、居住地城市化程度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此家庭社會资本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很可能会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扩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而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研究，进而制定出促进代际流动的政策，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和减少不充分、不平衡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