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湖畔大学被铲了，资本和贵族在中国该何去何从？

　　文：明哲
　　湖畔大学被叫停，资本和贵族在中国该何去何从？
　　马云的湖畔大学摊上大事儿了。
　　今年的5月18日，随着国家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意见的出台，国内由企业设立的，未经审批登记的所有内设培训机构，一律不允许使用大学、学院等字样的名称。同时，上述的此类机构也不能够开展相关的培训宣传活动等。
　　《意见》一出，国内各大平台迅速炸锅了。
　　就在三年前，阿里巴巴出资成立的湖畔大学在杭州成立，经历了短短三年的辉煌后，这所旨在扬名立万的商业大学被点名叫停。
　　马云的三百年基业就此落下帷幕，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和湖畔大学相同性质的商业组织也被解散，其中就有柳传志一手创办的泰山会。
　　随着西子湖畔几个烫金的大字湖畔大学的消失，我们不禁要思考，资本和贵族在中国到底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一、资本的力量
　　反观这次湖畔大学被教育部叫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如果放任其自由发展，将很快形成资本的集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贵族圈子。而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改革开放以后，原本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中国开始萌发出市场经济的种子，资本迸发出其应有的经济活力，开始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资本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讲并不是个坏事，尤其是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想要快速赶超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资本的效率无疑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假设你是一个专门跑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平时你的出车效率一般是一小时接四单，一天出车八个小时，每天的接单量大约在三十二单，系统根据你出车超过三十单给予奖励基金八十元。但是当所有的网约车司机的日接单量都超过三十单的时候，系统就不会再以三十单为标准来发放奖励，必然会根据整体的平均接单量来重新制定奖励规则。也就是说，因为平均效率的提高，你个人原来高效率的行为反而变成了低效率。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资本的力量就展现出来了。资本对于效率的追求必然影响到你的收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说社会平均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资本来决定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生产效率是极其低下的，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对比那些已经早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中国被远远地甩开了。
　　这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绝不是笨鸟先飞或是精卫填海。
　　中国的发展在凝聚着民族智慧的同时必然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
　　而效率是什么？效率与资本的关系要求中国接受资本的发展，也唯有允许资本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才能使中国走得更快。
　　当然，资本是有两面性的。如果对资本的运用不得当，就很有可能反被资本所驾驭。
　　指鹿为马的故事放到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资本的角度来解读。
　　如果你去饭店吃饭，老板告诉你，女孩子打八折，女汉子打五折，哪怕你是貌美如花的妙龄少女，为了多打点折扣，也愿意在这一顿饭的时间里承认自己是女汉子吧？
　　所以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资本所关注的不是事物的对错与否，它只注重事物最终走向何种结局，产生何种结果。
　　而当这个世界的资本产生集聚效应，抱团取暖或者说抱团暴富的时候，将导致这个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最终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的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由于资本所具有的这种属性是由其根本属性所决定的，无法人为地去改变，所以，在资本产生负面影响之前，只有通过阻止其集聚的方法来克制这种必然产生的副作用。
　　资本集聚所产生的副作用在中国还未得到明显的体现，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不得不说美国真的是一个被资本操控的国家，甚至连美联储都是美国财阀的私人财产。
　　在这种背景下，你又如何要求美国政府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呢？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资本已经俨然垄断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反观中国，虽然我国允许资本自由运转，但本质上仍是国家在控制着资本的流转，所以，在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资本集聚的现象。
　　二、贵族的怪圈
　　一提到贵族，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国家。
　　欧洲的贵族文化的确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果要追溯起世界最早的贵族文化，还得看咱中国。
　　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贵族文化，战国四君子都是贵族的代表。再到后面的两汉三国时期，董卓祸乱朝廷，天下分崩离析，十八路诸侯齐聚虎牢关，最后推选盟主的时候，天下枭雄之一的曹操却没有入围，这是为什么？
　　正是因为当时对于贵族文化的推崇，曹操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就担不起讨董大军盟主的位置。
　　然而，中国的贵族文化虽然兴起的时间很早，但其结束的时间也相当之早。
　　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也就是中国的隋朝时期，由于科举制的出现，中国的贵族文化宣告解体。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寒门子弟想要入朝为官几乎是天方夜谭，当时的官场准入门槛基本是举荐或者荫袭，这种方式必须是由家世显赫、具有声望的人推荐才能进入统治阶级。
　　科举制出现后，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寒窗苦读来换取功名，进入统治阶层。所以，贵族从这个时期开始就不再是一个专有的代名词，实质上已经走向了衰亡。
　　科举制创造了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传统的贵族走向没落，而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注定会在时代前进的滚滚巨轮中被新的地主阶级所取代。
　　这样，中国社会的发展就遵循着物竞天择的原则，不断向更先进更强大的方向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阶层出现的时候，中国已经摆脱了传统贵族社会的束缚，迈向了大唐盛世。
　　贵族的怪圈在中国戛然而止，在西方却刚刚起步，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贵族对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必然是阻碍的作用。
　　三、资本和贵族在中国的应有之义
　　再回过头来思考湖畔大学的被叫停事件，就更容易理解了。
　　由于资本的集聚效应最终必然产生不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后果，而贵族的怪圈又扼杀平民阶层的上升空间，这与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当湖畔大学、泰山会这类的组织出现后，它们所带来的资本集聚和贵族圈层必然会被政府所叫停。
　　以人为本是我国发展的本质，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必须理解国家的用心良苦。
　　当然，叫停湖畔大学、泰山会此类的组织所表明的是中国对待资本抱团和贵族圈层的态度，并不表示中国对于资本和资本家本身存在抵触。
　　中国始终鼓励支持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良性发展壮大。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合法合理的，如果资本往垄断方向发展，那就与国家的发展原则相背离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资本和贵族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西方人不太一样。
　　在传统儒家文化几千年的耳濡目染之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名似乎总是难以分割。即使是在商人中，也有这样一类被称为儒商的群体。
　　不是说他们不追求利益，只是在利益之外，他们更注重对自己身后名追求。
　　中国人最本质的追求，可以归纳为对自身价值的终极追索或是俯仰无愧于天地，或是流芳百世。
　　所以，资本在中国的最好归宿，就是扮演好我们所希望的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作出应有的贡献，最终流芳百世。
　　而贵族这种独特的圈层，在中国也不应仅仅是金钱的代表，更多的应当是精神层面的领袖。可以比照战国的屈原、魏晋的阮籍，他们恰恰就是我国精神贵族的代表。
　　金钱也许可以富贵一时，但终究只是短暂绚烂的烟花，燃放之后只剩下黑暗与寂寥，而精神将永远流传，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不朽传奇。
　　欧洲的贵族，虽然曾一度给世界留下了所谓典雅高贵的印象，但和我国的精神贵族相比，也只能是躺在铜臭味之上的行尸走肉，难登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