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化组织犯罪中的主要犯罪成员能否认定为从犯

　　摘要：公司化运作的犯罪组织，其组织领导各成员进行犯罪活动过程中，主要犯罪成员往往因积极主动纠集雇员实施犯罪活动，而被公诉人认定为主犯。然而笔者认为应该从资金来源、非法利益获取、规章制度制定、对雇员的人身控制、犯意的决断等多方面考察，将其有效的辩护认定为从犯，并被审判机关采纳。
　　关键词：刑法；公司雇员；主要成员；从犯
　　对公司化组织犯罪中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的责任认定，不仅是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论的问题，也是法理法律理论界长期忽视而模糊不清的问题。笔者作为专职律师，在代理公司化组织犯罪案件主要负责人和骨干的刑事辩护工作中，从资金来源、非法利益获取、规章制度制定、对雇员的人身控制、犯意的决断等多方面考察，有效实施辩护，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一、案情简介：起诉书认定为主犯，法院判定为从犯
　　案例一，某沐浴有限公司组织卖淫案
　　2012年4月，某沐浴公司从事沐浴业务，涉嫌组织卖淫罪。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2年4月，被告人柏某、张某共同出资设立某沐浴有限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自同年10月11日起，以经营精油开背精油开背加钟等服务项目为名，组织多名妇女從事卖淫活动，至同年12月28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时止，经查实组织卖淫活动共计900余次。其中，柏某全面负责实施组织卖淫活动，张某作为公司总经理，不仅纵容柏某等人在该公司内组织卖淫，还通过接待前来应聘的卖淫女等方式参与组织卖淫活动。在明知该公司内有组织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被告人黄某、唐某分别担任的常务副总经理、技师主管，通过实施安装监控设备及警报装置，安排人员调拨，管理卖淫女等行为，具体实施组织卖淫活动；被告人张某、蒋某、文某等人分别担任部长，主管，服务员，通过向卖淫女送避孕套，记录卖淫活动，收取嫖资等作为对组织卖淫活动中的协助。原审法院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柏某、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其余各被告人罪名成立，各处相应的有期徒刑【（2013）浙嘉刑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柏某、张某、黄某均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笔者作为律师担任黄某的辩护律师。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改判：认定张某、黄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均系从犯，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改判张某有期徒刑十三年，黄某有期徒刑八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刑一终字第263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二，孙某、钟某、王某等人诈骗案
　　公诉人指控，孙某开设保健品公司，在网络上推销减肥茶、减肥胶囊，招募钟某、王某为组长，分两个小组组织人员假冒医学专家、保健医师，电话推销保健品，诈骗他人财物，孙某涉案诈骗金额160余万元，钟某涉案诈骗金额120余万元，王某涉案诈骗金额110余万元，均系主犯，应予严惩。笔者作为律师担任王某的辩护工作。经本辩护人依法辩护，最终法院认为钟某、王某并非本案的发起者、策划者，既无股份投资，又并非起主要作用，认定两人均为从犯，对其减轻处罚。孙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钟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6）浙0421刑初804号，嘉善县人民法院判决】。
　　我们从以上两个案件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相同之处：其一、均是公司化管理，某沐浴公司为有效注册登记，孙某虽没有注册登记公司，但对公司人员进行公司化管理。两个公司化管理的犯罪成员均进行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二、黄某为沐浴公司的常务副总，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活动；王某为诈骗小组组长，对其所在小组进行全方位管理，并对孙文霞负责。两个人在其所在公司中所起的作用均为中层管理主力。其三、公诉方认为黄某、王某均是主犯，认为他们二人均积极实施了组织下属雇员进行犯罪活动的行为。其四、生效判决的结果一致，即法院均没有采纳公诉人的公诉意见，而是认为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直接认定他们二人为从犯，对其减轻处罚。
　　二、判定公司化组织犯罪中主犯、从犯的法理分析
　　1。法理的基石
　　刑法对主、从犯的定义规定的比较原则：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为主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为从犯。因为规定较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认定主犯、从犯就比较随意，只要积极主动去实施犯罪的，均一并认定为主犯，而对从犯的把握从严，不轻易认定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为从犯。公诉人的这一认定标准把控脱离立法的本意，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只要在共同犯罪中，为主犯提供了帮助行为的（即帮助犯），即为从犯。公司化运作的主要犯罪成员是为公司老板获取非法利益提供帮助，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们是帮助犯，所以是从犯。上述两个案例中审判机关的审判思路，同时也是刑法原理中的谦抑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主、从犯这一领域的具体体现。
　　2。犯意的产生
　　犯罪行为实施的决策者是主犯，非决策者是从犯。沐浴公司组织实施卖淫行为，保健品公司组织人员诈骗财物，在决定是否实施犯罪、如何实施犯罪的主观故意上，这两家公司均由投资人起意并决意实施犯罪。犯意的产生是整个事件的关键环节，而黄某、王某两人仅是高级员工，不参与犯罪的策划和决定环节，在共同犯罪中，他们作为高级员工无法阻断犯罪何时终止，无法决定犯罪的方式，无法决定犯罪的规模等等，那么，他们的雇员身份一直伴他们在犯罪组织、犯罪过程的始终，高级员工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他们是从犯。
　　3。投入资金且具体实施者组织者是主犯，其他的是从犯
　　因为公司化管理，就要进行公司的操作，在公司操作层面，许多主要犯罪成员是拿薪水的，他们没有资金投入到公司运作中，即便他们拿的薪水是比别的员工高一些的报酬或者按比例提成，那只是他们的薪水待遇。公司运作的基础是出资人，也就是投资人，一般来讲，投资人且参加具体运作者可以认定为主犯，因为他让整个犯罪组织生机勃勃。高级员工也属员工，他们所获取的报酬是工作所得而非投资所得，其获取的利益具有可原谅性，犯罪动机的善意，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
　　4。非法利益获得
　　公司化运作的犯罪组织，其所得的巨额非法利益归属于投资人。如沐浴公司投资人柏某、张某他们每天都要从财务结账，钱款最终进了他们作为投资人的腰包；如保健品公司投资人孙某案涉的160万元，扣除工资开支、房租及一些基本费用，钱款也由其支配。而作为高级打工者，他们获取的报酬和其他公司里正当收益获取的报酬相差无几。如果和普通雇员相比，只是略高于其他员工，并无额外分得巨额的非法利益。
　　5。规章制度的制订
　　公司化管理，比较明显的体现，是有规章制度的管理，有上、下班制度，有财务制度，有奖金分配制度，请假制度，正规公司还签劳动合同，这些规章制度是约束劳动者、雇员的，而这些规章制度是由投资人制定的，主要犯罪組织成员无权制定、修改规章制度，而且还要遵守执行。被管理的身份决定了主要犯罪组织成员也是被投资人管控的。
　　6。人员的管理和控制
　　投资人除了设定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之外，在用人、招人、安排重要岗位人选，均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即便主要犯罪组织成员各自发展人员，也是基于投资人的授权，且其授权随时可以被取消，无法对下属进行长时间有效管理。在公司化管理的犯罪组织中，雇员（包括高级员工）均受投资人管理和控制，无独立的人身和意志自由。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司化组织犯罪中，只有犯意产生及决策、投资获利、制度制定、人员管理和控制者才是真正的主犯，而其他的高级员工，即便在犯罪中起了重大作用，也只是辅助者，是从犯。上述两个案例中，本律师代理辩护的黄某、王某，就属于其他高级员工，应该认定为从犯。
　　三、认定公司化组织犯罪中的主犯、从犯认定的法律支撑
　　1。刑法的基本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从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这就是指起次要作用的正犯。所谓起次要作用的正犯是相对于起主要作用的正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加了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衡量其所起的作用仍属于次要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这就是指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相对于正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参加犯罪的实行，但为正犯的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犯罪分子。
　　我国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从犯与主犯相比，无论是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都要轻一些。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的从犯的处罚原则具有科学根据。
　　从犯的刑事责任是同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相比较而言，比主犯应受到的刑罚处罚要轻。
　　2。案件中可以只有从犯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只要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就应认定为从犯，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主、从犯必须在同一案件中同时被认定。况且，由于归案的先后时间不同，实践中往往也存在主、从犯分别认定的情形。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即便真正的主犯已死亡或在逃，也应认定从犯的犯罪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司化管理中的主要犯罪成员经常会被公诉机关直接认定为主犯，有违法理法律。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从资金来源、非法利益获取、规章制度制定、对雇员的人身控制、犯意的决断等多方面考察来认定主犯或从犯。法院最终采纳了笔者的观点，认定了辩护对象的从犯定位。以后如有相似案件，可以直接出示以上两个案例的判决案号，用遵循先例的法则直接说服法官，相信成效一定会很明显。
　　作者简介：
　　郑诗贵（1971。8～），男，汉族，江西玉山人。法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