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争权皇帝为何要建立偏房

　　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正室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问题在于权力被谁分寄。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
　　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p分页标题e
　　不正常的是与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这种由私人身份与关系网络所孽生的权力，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如果说，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是帝国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权力系统；那么，外戚等隐权力者则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没有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刘彻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
　　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被皇帝托为心腹，预闻政事，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
　　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实现朝纲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政出于二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病。p分页标题e
　　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刘秀死后，他留下来的尚书台机构并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