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与佛学思想上

　　佛门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汉代，庐山的僧人就采制茶叶，东一k1慧远和尚在庐山东林寺附近也种过茶叶。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是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镜录）：跳定清谈，祖胸谐谑，居不悉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说明至少在晋代，佛门己盛行饮茶。至唐代中期，佛门更加重视茶李。并且带动民间百姓饮茶成风。（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邹县）、齐（今山东临淄）、沧（今河北沧州）、棣（今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
　　因此黄河流域饮茶风气也就随着佛教的盛行而普及开来。佛门内部也将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人佛教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其中法器章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都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做法次第。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禅修，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到了宋代，湖北黄梅五祖山的刘元甫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松涛庵，撰有《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轨章》《四谛义章》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后被日本来中国留学的僧人南浦绍明（12351309）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清、寂的祖本遗憾的是，刘元甫的茶道思想虽东传日木却没在国内流传下来，但佛教与茶道思想的因缘却是密不可分的。显然，刘元甫的茶道四啼是从佛教的墓本教义苦、集、灭、道四谛衍化而来的。谛就是真理，四谛就是佛教关于人生现象的四种真理。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痛苦的汇集，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谛就是佛教对人生价值的判断。集谛是分析造成各种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就是人的贪、咳、痴三毒造成所有痛苦，只有断绝这些原因，刁‘能彻底从痛苦烦恼中解脱，达到涅架境界。灭谛就是佛教的最高理想涅架。涅架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圆寂、寂灭、灭度。
　　即灭息一切烦恼、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而要真正解脱苦因、达到解脱，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道谛。合理的成佛途径有八个，称为八正道或八圣道，共有戒、定、慧三方面的内容。戒即戒律之学，定即禅定，慧即智慧之学。因此，刘元甫应该是在品茶过程中领会佛教四谛的真谛而总结出茶道四谛。由此亦可证明佛教不但讲道，而且还与茶道融在一起水乳难分，因此历史上首先提出茶道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皎然和尚，也就可以理解了。仅此一点，佛教对中国茶道的贡献就是很大的。
　　然而，佛教对中国茶道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思想。当佛教传人中国后，其禅定之学亦随之进人中国本土。由于它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虚静认识论（如荀子的虚一而静，《大学》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安，道家的守静笃，致虚极。），因而很受中国民众的欢迎和重视，不久便形成了以禅命名的禅宗。禅为梵文的音译，其本义是静虑。禅宗就是讲究通过静虑的方式来追求顿悟，即以静坐的方式，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冥思苦想，直到某一瞬间顿然领悟到佛法的真谛。佛教将戒、定、慧三学作为修持的基础，戒是戒恶修善，慧是破惑证真，而定就是息缘静虑。高僧净空法师曾经指出：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就是恢复我们本有的大智大觉而已。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呢？一定要定，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定下来，才能够恢复。好当年（南朝梁）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播佛学，曾在河南A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成为静虑的典范。和尚们在坐禅时要求进人一种虚静的状态，弘一法师曾经解释道：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所以静就是思想不为外物干扰，虚就是心灵不为名利欲望所纠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很不容易的，唐代和尚坐禅时又是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常人难以坚持，只好靠饮茶来充饥提神。而茶性中的俭又能抑制人的欲念，有助于更快地人静，自然就成为禅宗的最得力助手，茶事也就成为佛门的重要活动之一，并被列人佛门清规，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禅宗与茶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佛教寺院中的禅堂，饮茶仍是日常的功课之一，称之为禅茶。赖功欧先生曾经指出：
　　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自悟的超越境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禅茶一味。
　　不过，虽说是禅茶一味，佛门与茶界是各有侧重的，前者重在禅，后者重在茶。两者相通之处主要在于禅境的追求。僧人坐禅人静，要求摒弃杂念，心无旁鹜，目不斜视，进人虚静的状态，在追求领悟佛法真谛的过程中，达到空灵澄静、物我两忘的境界，也被称为禅的意境，或称禅意、禅境。而茶人在品茗中所追求的也正是这种融道、佛两家于一体的空灵澄静的禅境。如唐代诗人钱起在（与赵营茶宴）一诗中描写道：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坪声片影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