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时政书》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盖乎天下至大器也（11），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12），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13），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14），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伏惟皇帝陛下（15），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16），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17），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18），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19），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20）。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21），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2），使备从官（23），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24），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25），而忘尽规之义（26）。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鉴赏】这篇《上时政书》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前此两年，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该文分析了国家内外交困的原因，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洋洋万余言，理正辞详，逻辑严密，很有气势和力度。然而由于仁宗皇帝本就懦弱无为，加之享国日久，年届老暮而更加昏聩，这封充满革新思想的万言书便被搁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面对如此境遇，王安石改革之志不移。在被任命为知制诰不久，便不避冒犯皇帝之罪，呈递了这封奏章，直言不讳地规谏仁宗，再次提出改革主张，体现出以天下为重而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高尚品格和爱国精神。 这是一篇议论时政的奏章，但作者并不泥于具体时事的论说评析，而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手，紧紧抓住影响时政的关键人物人主的态度展开论述，指出因循守旧必然招致国家危亡，进而提出改革主张，并突出强调实行改革的迫切性。文章由古及今，自远而近，逐层推进，明理达意，显示出缜密的构思和巨大的逻辑力量。 这篇奏章由五个段落层次组成。第一段起首，高屋建瓴，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接着以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为例加以论证，从而得出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真诚为天下忧虑计必然导致失政祸国的结论。第二段紧承前面的结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明确提出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政治主张，并反复强调实施这一主张的重要性。 以上两段均属论古，意在为直言进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第三段开始，笔锋一转，由古而今，切入正题，议论时政。作者首先揭示出官乱、民贫、风气腐败、财力困乏、国势岌岌可危的现实，进而直言不讳地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皇帝陛下高高在上，无考查贤才、讲求法度之意，从而激起皇帝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经过这一段的铺垫，文章便顺势而下，告诫仁宗必须立即变法革新，以免重蹈晋、梁、唐三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覆辙。最后一段则表白心迹，说明呈送这份奏章的原因。全文五个部分，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首尾照应，结构十分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议论古人古事，看似离题过远，其实正显示出作者匠心。首先，在此之前王安石已多次向仁宗皇帝直接提出改革建议，均未引起重视，鉴此，只好转换角度，用前代君王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来高鸣警钟，促其深省。其次，作者呈递这封奏章时，赵祯已当了三十八年皇帝，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与历史上三君主颇有共同之处，而这几个皇帝皆有过英才之主的美誉，以之为例，既富有说服力，又不致触忤圣颜。第三，从行文需要看，借古人古事揭示国家兴衰治乱之理，可为后文议论时事提供有力的论据，增强说服力。由此，可见作者立意构思、造例论事思虑之细密。 注重礼规，以情感人，是这篇文章的又一突出特点。上书皇帝，臣下之礼切不可失，否则不仅达不到劝谏目的，还会招致祸患。尽管作者在痛陈时事、直言谏上时感情是异常沉重急切的，然而还是很好地把住了分寸。文章前半部分只言古而不论今；论今之始，先以崇敬语气赞颂皇帝的德、才、仁爱；文尾感激皇帝的采擢信任，都体现了为臣之道，合于礼规，实为奏议文章应有的笔法。在行文上，作者十分注意一个情字。除结尾两段富有这一特点外，其它部分也不乏动情之笔。如第一段分析了三帝之失后出一反诘：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语势凌厉，激切中颇有责难之意，但经然而和一个者、也句式一转，便放缓语调，透出无限感慨。第三段直陈时事，并明显地对仁宗有所批评，而末尾用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作结，显出一片忠君之诚。此外，文章中恰当地选用了排比、对偶、蝉联、反复等修辞手法，既增强了说理的力度，也使行文更加生动而富于情感。 总之，这篇《上时政书》称得上是一篇立意深刻、针对性强、行文有法、说理透辟、简洁洗练、文气流畅的优秀议论文。其中揭示阐明的治国之理，直至今日也是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