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抉择青春何处安放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当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把外地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们有的选择逃离，有的依然苦苦煎熬着。或去或留，青春何处安放，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市，一定不是大城市，这或许是个真理。但，人们依然愿意受尽背井离乡的孤独与痛苦，一头扎进陌生、拥挤、甚至有些凶险的都市丛林，重返北上广的年轻人把这种感觉归结为沉甸甸的两个字：梦想。
　　2010年，因不堪忍受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一批外省青年选择逃离北上广。口号言犹在耳，2011年，年轻人又驾着梦想原路返回。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其实并非底气十足。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一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在逃离和重返之间的经验，说得同龄人泪水涟涟，他们形容自己的状态是：无根的青春。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好似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蓬勃发展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是一道城市选择题，裹挟着物质与理想的矛盾，北上广仅是缩影。
　　在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却感觉无比孤独。
　　张桃回上海了，这一次回来如同五个月前她离开时一样决绝。受不了老家的工作状态，我要在上海重新找工作。她计划利用春节长假，在上海找好房子，并为开春的求职黄金季作准备。
　　七年前，她从安徽一座二线城市考到上海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系。彼时，她是乡里乡亲间的红人。每年寒暑假回家，总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是从大上海回来的’！说这话时，张桃刻意把大上海中的大字加了重音。她说，在她父母生活、工作的那座小城，人们对上海的认识，等同于纽约、东京等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国际一线城市。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用数字把城市分成三六九等，北京、上海、广州被称为一线城市，重庆、天津、深圳等等又被称为类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经济也趋向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
　　你在上海经历的，可能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谁不想和世界的走势产生共振？张桃说，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广州申办亚运会，就是和世界产生共振的机会，身处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令人激动。
　　或许诸多年轻人的想法跟张桃类似，他们如潮涌般拥向北上广考那里的大学、在那里就业北上广也是教育资源的高地。不过，在度过了与城市邂逅的短暂蜜月期，这群年轻人发现这些城市只是看上去很美。
　　这里交通很堵，东西很贵，到处都很挤，不像老家。张桃的感觉，和许多外省青年类似，在他们口中，北上广总是别人家的城市。
　　在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感觉无比孤独。
　　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10多平米的老公房，一来，在上海实在人生地不熟，就挑了学校附近的房子；二来，她也看重学校附近相对较低的CPI。她没想到，这个决定此后竟给她带来莫大的安慰
　　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所任职的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位于上海城郊，每天有班车往返市区。大公司的优点是班车会在城市的好多角落设有上下车点，你基本上不用搭乘其他公交工具；而坏处是，你的生活圈更小了，连吸吸公交车上的生气都没机会。每天，张桃除了上班时能和同事说些话，回到家就只有一个人，每当感觉孤独得要死时，她会跑到一街之隔的母校，捧本小说，随便坐进一间自修教室。
　　你在那里肯定读完不少小说。我说。
　　没有，大部分时间坐着坐着就趴在课桌上睡着了，还睡得特别香，好像回到大学的时候。张桃说，在家里一个人特别压抑，有时候晚上会失眠。
　　孤独，是几乎所有外省青年的共同感受。
　　这基于几个原因。首先，大部分外省青年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济上并不宽裕，所以不会花钱去泡吧、娱乐，生活圈往往仅限于工作圈；其次，一个人生活，一切费用能省则省，家里不装宽带，不接电话，甚至如果房东没有电视的话，也就不再购置电视我就是这样，有种与世隔绝快成仙的感觉；最要命的是，我的社交圈中小学同学、亲朋好友都在老家，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一半出国，剩下的和我一样，忙碌的小白领。张桃剖析自我，如同做公司报告一样讲究条理。
　　张桃担任外国驻沪总裁陪同翻译，工作强度大，经常加班。秉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优势，她到家后往往就床倒下，不再做饭。中午在食堂吃饱些就行。
　　这种工作状态持续到2010年，彼时，公司换了新领导，气氛开始变味。一次，在加班到隔日凌晨时，张桃在网上遇到当年同来上海读大学的老乡，一问才知对方已经回到老家，结婚了。
　　那时你会突然感觉自己跟民工没什么两样。彼时，张桃正在看民工回乡潮的新闻。二三线城市正在发展起来，民工真是最敏锐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回去了，我也应该回去！她说。
　　两周后，她提着两包行李，买了一张回老家的单程火车票。
　　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回老家几个月后，张桃又决定逃回上海，且除非饿死，不然就不走了。
　　一批淘金者走了，后继者源源不断。和张桃的方向相反，去年元月，还没过正月十五，苏世亭背着两个大包，走出上海火车站。他的包里除了简单的衣物，全是会计与人力管理的专业书。2010年，是他在江苏徐州一所大专学校里学习的最后一年，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希望毕业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学校当地公司少，这个专业几乎找不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和扩招潮一起，各地高校开出一批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类、金融类专业，不过，许多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吸纳这些毕业生，这或是北上广人才拥挤的另一个原因。
　　初到上海，苏世亭与先来探路的同学会合班里8个同学相约春节后一起闯荡大上海。碰头后的第二天正值周末，8个人直奔万体馆的周末招聘会。彼时，大部分上海的大学生已经通过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找工作，这是苏世亭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
　　或许是得益于这份无知，苏世亭当天就在周末招聘会基本敲定了工作，去一家化工企业位于嘉定的工厂上班。这是上海郊区，或许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苏世亭事后回忆，但他并不后悔。嘉定的房租、消费水平比上海市中心低，这减轻了我在上海生存的压力。
　　过去这一年，陆续有人回老家，苏世亭坚持不走。在家乡，人们坚信父母在，不远游，我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家里并非独子，还有个弟弟可以传宗接代。就为了这，我更要在上海好好地闯一闯。
　　来上海前，苏世亭在老家实习过一段时间因为父母的关系，这也被认定为毕业后就能直接去上班的工作。不过，苏世亭却觉得害怕，工作安定了，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肚子一点点变大，头顶一点点变秃。
　　到上海后，苏世亭喜欢上网看新闻，他对一份报告印象很深，报告说：在一线城市，75的人傍晚6点至8点吃晚饭；在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去晚餐。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如果你每天花费2小时在交通上，1年算下来要用去30天；二线城市没有艺术电影院和话剧小剧场，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很多人说，选择二三线城市的是懂生活的人，可惜我不想做生活家。苏世亭说。
　　苏世亭和张桃显然更想当梦想家。
　　去年11月，张桃重返北上广，理由是，实在受不了老家的等死日子。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
　　一去一返，每次都显得那么轰轰烈烈，不过，物质与梦想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未完待续。
　　留下的人又遇到了新问题。在安徽老家，我更容易找到真爱；但在上海，你必须考虑物质，不然你随时可能需要堵住嘴巴吃不起饭。张桃说。北上广都正在面临一个移民新问题外省青年正汇成一支剩男剩女大军。
　　如今，张桃已经在上海找到房子，因为是老房子，信号不好，她需要跑到房间外面接电话；平日里，她要和邻居合用卫生间，寒冬天里，如果起夜，需要鼓足勇气。但幸运的是，经老同事介绍，她在新年之前就找到了新工作。每天，爬出破败的老屋子，她可以踩着高跟鞋、穿着精致套装，出入一家500强公司位于淮海路的办公室。
　　在张桃看来，北上广是讲究资历、工作经验的，在行业内有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空间，而二三线城市更多的是关系社会。
　　不过，这次重返上海，她并非毫无顾忌。内向的张桃至今没谈过恋爱，她的公司里，适龄的男青年大多成家了，刚进的、或未来要进公司的大学生，年纪基本都比她小。
　　脑海中，我期待的浪漫男友在二三线城市更可能实现；而在上海，你会不自觉地考虑物质条件，择偶相当困难。张桃说，这并非自己势力，而是大城市的压力，尤其是供房压力，以及育儿费用，让她不得不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把真心喜欢这条择偶原则归为其次类别。
　　一线城市的剩男剩女，尤其是剩女现象已经凸显。去年，国内一家大型征婚网站发布了某二线城市大龄女青年恋爱报告称：这些年以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大龄女青年中，从北上广回来的人数急剧增多，同比增幅达30。
　　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风起云涌的时候，找不到男女朋友，是住房压力、消费水平过高之外的另一条逃走的理由。可如今重返北上广口号嘹亮，外省青年择偶问题依然艰巨。
　　张桃判断了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出的择偶条件是：最好男方家里有房；如果没房，她可以和男方一起还贷供房，但前提是，他们两个的经济水平相加后，不会因为供房，延缓生小孩的计划；不会因为供房、育儿等问题，考虑是否要放弃每年定期的家庭国内旅游计划在上海读书工作将近7年，张桃喜欢上海人对生活质量的讲究。
　　张桃对买房、成家的另一层期待是：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从大学到现在，我已经离开父母身边很多年了，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很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照顾，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
　　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或许会还是会回老家发展，结婚、定居、生子。是去是留，张桃又开始摇摆了。她担心还有一层，如果在上海结婚，今后子女可能要面临异地教育，而父母如果也来到上海，就面临异地就医问题。
　　张桃正努力参加公司的各类社团，比如羽毛球社团、围棋社团。她不喜欢运动，但她认为这是扩大社交圈的一个办法。暂时，她还没找到男友。
　　是去是留？矛盾的心态是张桃、苏世亭等外省青年的普遍感受。他们认为大城市是堵的、累得、贵的、挤的、排斥人的；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等死的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从1989年生人苏世亭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心中一震。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这就是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野心勃勃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像是座青春围城，当然，关于物质与梦想之间的矛盾，不止见于在城市拼搏的外省青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亦是如此。诚然梦想比天大，但现实是，大城市的数量有限，它们是否容得下所有人的梦想？
　　蠢蠢欲动的逃离
　　当北上广的外省青年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北上广城内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们蠢蠢欲动的逃离计划。
　　一个朋友，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在工作四年后，决定云游四方，起因是母亲离世，她认为人生必须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认为光鲜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北京青年，在辗转了多个城市后，在云南停住了脚步。白天，他在酒吧里打杂，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周末去村里给当地的孩子们上课，各种各样的课，英文课、地理课、音乐课，一切全凭心情。
　　很多人把这种选择归结为幸福感，一组数据可以道出普遍的情感：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他们集体落榜。
　　当然，也有人认为，幸福感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在大城市奋斗很有幸福感，有人觉得归隐农村，有一亩三分地很有幸福感。
　　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摇摆的人，觉得有段话说得80正确：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面对这道城市选择题，答案是开放式的。
　　最近，那两个逃离的朋友分别回到上海、北京，准备重新穿起套装上班去。理由大致是：身边的朋友都去上班，没人陪着玩；另外，年纪大了，虽然自由职业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没有四金，没有安全感。
　　梦想最终得让位于现实？并不尽然。兴许以后的去留之间，好像手机内置的不同模式，需要间隙性地切换。
　　跨年之际，诸多人力资源公司开始做2012年人才趋势预测，最新分析认为，未来几年，人才并非一刀切式的流动，而是呈现结构性调整，人才的流动会和当地的优势产业联系密切。比如金融人才倾向上海，高科技人才倾向北京，工程与制造类人才倾向于广州、重庆等地。
　　去留之间，原来不止关乎梦想，还是与城市的博弈。一代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