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企业家精神理论综述

　　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的经济界与管理界开始提出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该理论积极倡导21世纪的管理者应当发生根本性的转化，由传统的角色定位转向新的定位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的目标对象包括企业的企业家、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与公共部门的管理者。由于涉猎面宽泛，而且与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概念相联系，该理论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为新世纪管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作出了前瞻性的贡献。本文旨在对这一方兴未艾的新理论加以评述，并对我国管理现实的启发性进行了探讨。
　　一、理论的产生
　　西方学者提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理论不是偶然的，其来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理论渊源；二是对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20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发生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对企业、非营利组织及公共部门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由福利国家政策向新自由主义方法的过渡，市场理性成为压倒性的企业管理理念。但随着西方国家伦理思潮的兴起与影响的扩大，管理界开始思考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纯粹的市场理性范式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性质使它们采用的是非市场机制的管理模式，随着竞争的加剧，显示出管理效率的低下，迫使它们求助于市场理性的管理观念。第三，新的变化为不同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与公共部门）之间进行积极合作提出了客观要求。比如，Reis（1999）认为，所有部门应当通过合作来分享彼此的传统作用；而不同部门之间的过渡竞争是不利于生产率的。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机制永无止境的变化要求人们彼此进行合作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旧的模式（纯粹的竞争作者注）不可能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
　　面对这些新的情况，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作为一种解决方式被提出。该思想将竞争与合作、追求利润与利于社会、市场理性与社会价值等对立的概念融合在一起，是对经营管理理念的一种创新。
　　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对社会企业家的具体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Henton等（1997）学者认为社会企业家是能够在企业、政府、教育与社会之间建立强力生产性联系的新一代领导者。Schulyer（1998）把社会企业家描述为具有改变社会的胆识并且能够借助资金资源实现自身抱负的人们他们具有所有成功企业家的才智并且怀有对社会变化的强烈愿望。Boschee（1998）把社会企业家限定在非营利组织上，认为社会企业家是关注市场机制但又不忘记自身使命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Thompson等（2000）把社会企业家界定为能够意识到福利国家机制下没有或不能满足的那些需要，并且能够组织起必要的资源（人力、财力与承诺）来完成这种事业的人们。
　　这些对社会企业家不同定义的背后是学者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内涵的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共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来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认为它是一种才智，即一种能够把企业的管理经营策略与市场运作能力引入到非营利组织、从而使该部门充满管理效率的能力。这种定义方法对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两种经营管理策略，一是非营利组织可以运作小规模的营利事业，但前提是必须将营利所得应用到社会与公众服务中去，因为后者才是该机构所承担的使命。二是非营利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与模式从而提高自身的投入产出比。
　　第二种方法的定义非常宽泛，认为它适用于企业的企业家、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机构的领导者与管理者。该种视角更着重于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力与创新性，而不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性。
　　第三种定义方法是分类法，将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进行分类加以阐释，Fowler（2000）的理论最有代表性。他把社会企业家活动区分为三种大的类别。第一类别称为整合性（intergrated）社会企业家精神，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产生积极的社会结果，并且在该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建立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水平、垂直、前或后的经济联系。第二类是重塑（reinterpretation），指突破传统的观念，积极利用非营利活动来减少机构的运行成本。第三种为补充性（complementary）社会企业家精神，指一种非营利组织引入营利性项目运作，虽然该项目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社会福利，但它却可以抵消该组织服务公众的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从而间接地为社会带来益处。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些学者更强调其社会内容，着重于社会责任感与积极性的社会结果；而其他学者更加关注这个概念的企业家精神内容，即强调创造力与创新性。
　　三、社会企业家的特征
　　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与企业的企业家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因而许多学者从二者相对比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认为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企业家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都不会因为原始资源的缺乏而使得自己的行动选择受到限制，他们所能做到的常常超越于他们实际所能控制的。Prabhu（1999）认为，同企业的企业家一样，社会企业家具有控制周围环境、积极进行探索的强烈愿望，并且承担风险的能力与意愿比常人大的多。Catford（1999）认为，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企业家一样富有远见，善于把握机会，并且可以说服并动员他人将自己的远见与洞察到的机会变成现实。
　　社会企业家当然还具有与企业的企业家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使命感。Prabhu（1999）强调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企业家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决定着他们对不同使命的选择。他认为社会企业家是能够建立并管理创新性企业组织的人们，其基本使命是关乎社会的变化与顾客群体自身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利润。其他学者也指出，参与营利活动的社会企业家把利润看作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企业的企业家把利润本身视作一种目的。其二、合作精神。与企业的企业家另外不同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企业家具有高度的合作精神，具有合作性的领导力，即能够把各方聚集到一起、确定共同立场并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他们是卓越的搭桥者。Thompson（2000）认为，建立一个业务合作网络的能力是富有远见性社会企业家的重要标志，即善于寻求合作伙伴与合作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善于对自己的远见卓识进行传达与沟通，能够有效地鼓舞员工或合作伙伴的士气。Prabhu（1999）同样强调业务合作网络的建立能力对社会企业家的关键作用，主张社会企业家应当积极支持与肯定他人所付出的努力，必要时通过信件形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Dees（1998）确立了衡量社会企业家的五项标准：创造与维护社会价值的使命；善于察觉并不倦追求完成使命的一切机会；积极投入到不断创新、学习与引进的过程之中；突破现有资源的限制而果敢行动；对所服务的机构与承担使命的责任感。他认为个人越接近于这些标准，他越倾向于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有些学者从另一视角来看待社会企业家的特征，即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问题。Cannon（2000）认为三种类型的人们可以成为社会企业家。第一类是经济上成功的人们，他们已经取得了大量财富并且愿意拿出一部分来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如教育、医疗等。第二类是救助型社会工作者（recoveringsocialworkers），他们不满意于现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积极寻求更加有效的方法。第三类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积极寻求企业与商业知识的学习，但脑海中却印记着社会事业的观念与报负。Catford（1998）对该问题作了生动的总结，社会企业家能够将街道实用主义与专业特长相融合，将远见性的洞察力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并且具有强烈的伦理观念。社会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们在他人仅仅看到空旷建筑物、失业人群及毫无价值资源的地方，他们发现的却是珍贵的机会。批判性的思维使社会企业家与‘老好人区别开来。他们让市场为人们工作，能够从联盟网络中汲取力量。他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观念范式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社会的不同门类之间。
　　四、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实践问题
　　西方学者对社会企业家理念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包括对社会企业家的支持；社会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社会企业家精神事业的具体实施。
　　社会必须具备合适的机制从而能够对潜在的社会企业家进行有效地支持。Catford（1998）认为，社会企业家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发展起来，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由政府与企业部门共同创造。
　　社会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训练与社会企业家的界定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定义决定着不同的素质与能力将要传授给人们。如果社会企业家精神界定为是把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应用到非营利组织中，那么培养与训练工作就相对较为容易。如果界定事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即把社会企业家定义为具有特别创造力与创新性的人们，那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就变得复杂与困难，这就需要创造合适的土壤与环境以使潜在的社会企业家与既存的企业的企业家向着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发展。西方学者对培养与训练的途径进行了探索。Catford（1998）与Zadek等（1997）学者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需要以下的训练与支持机制：领导能力与管理能力的训练；良好的正规教育；地区、国家与国际不同层次工作的经历；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完善；成功的案例与模式。有些学者（Thompsonetal。，2000）主张培养与训练应当视受训者的情况区别而论，因为从企业中来的受训者与从非营利组织中选择出的受训者对训练内容的要求各不相同，因而应当因材施教。DeLeeuw（1999）强调社会机制的作用，认为应当依靠制度保障而不仅仅是个人来承担起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事业。
　　社会企业家精神事业的实施以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然而，建立并实施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不同部门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许多学者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文化碰撞持批判态度，并分析了这种文化碰撞的具体表现。其一、McLeod（1997）认为，许多非营利组织持有对营利活动的消极性态度。国家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NationalCenterforSocialEntrepreneurship）的总裁JerrBoschee论述了把资本主义与利润视为社会邪恶的非营利心理症状，认为这种心理症状是社会企业家战略成功实施的最大障碍。其二、文化差异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之中。Cannon（2000）注意到企业缺乏对非营利活动必要的投资（如促进员工自我发展的培训、或为了吸引住最好的员工而提供额外的福利），而非营利组织缺乏企业的管理手段与方式。
　　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为跨部类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它反映出企业、非营利组织与公共部门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合作平台。因此，Cannon（2000）提出，只有在早期的合作计划阶段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虑，才有可能保证最终合作的成功。另外，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不仅需要对基本操作程序达成一致协议，而且对所谓成功的衡量标准也必须一致起来；而后者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从事社会企业活动的组织来讲，就必须考虑满足两条最底线的要求一是经济利润，一是社会使命。
　　五、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国外的社会企业家理论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全新的管理理念作出了诸多启发性的见解。这些观点为新世纪的管理者定位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对我国不同部门的管理改革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参考。
　　1、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内容为我国企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启发，即积极转变成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社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企业家。该理论强调追求利润与利于社会是互不矛盾的活动，这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家破除二者对立的传统观念，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谋求必要的社会福利，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考虑利润。我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广大企业的迅速发展，但改革的代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比如明显的收入差距。现在国家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这就对企业考虑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客观的要求，为企业的企业家向社会企业家定位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为非营利组织与公共部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提供了启发。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在经营管理上可以大胆借鉴与应用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将员工的考核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挂钩，做到人人都有一个市场，人人对市场负责。这种策略有助于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3、为企业、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持。目前三个部类之间的合作还只是小范围、低层面的，缺乏一个统一的运作平台来促进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应当以社会企业家的新理念为支撑，积极消除这种彼此割据的局面。社会企业家理论将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感有机融合在一起，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最为理想的操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