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水河谷隶属于青藏高原对华夏文明贡献极大

　　与关中平原这样的大块冲积平原相比，湟水河谷的体量是很不起眼的。湟水以及它的支流并没有能力形成连片平原，只能河流的两岸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河谷平原。这样的体量，放在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旁边，估计是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一级地缘板块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汉帝国决心向西扩张，以减轻来自匈奴的北方压力之前，湟水河谷并没有成为关中各政治体心目中，必征的对象。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湟水河谷并非生成在那些并不缺少农业用地的地理单元，而是隶属于极限之地的青藏高原。
　　仅从一个数据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出，湟水河谷在青藏高原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除掉被新疆、四川、甘肃等省份，分割掉的部分边缘区域，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是被西藏和青海两个省级行政区所分割掉的。其中位置靠近中央之国核心区的青海，人口数量要更多些，约为560万；而西藏人口则正好是青海人口的一半，约280万。这其中湟水谷地的面积，在青海省的比例，不过2。2。放大到整个青藏高原的基数上，更是不足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体量，却拥有青海省55的耕地面积，将近60的人口。也就是说，仅一条湟水谷的人口数量，就超过了整个西藏。
　　在英国皇家空军奇迹般的抵御住纳粹空军的猛烈攻击，避免英国本土沦陷后。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套用在湟水谷地之于中央之国的地缘作用上也同样适用：在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么小体量的地缘板块，对中央之国渗透、控制这么大的地理单元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她的幸运来自于，湟水河谷并非独立存在于青藏高原腹地，而是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黄河之于二者之间，更象是一条使之联系更为紧密的纽带，而非一条地理分割线。在汉帝国开始研究这个渗透青藏高原的前进基地之前，居住于湟水河谷与陇西高原的居民，就已经通过水运而关系密切了。只不过，这种交流中的重要载体，并非是我们常见的木制船舶，而很有可能是更有地缘特色的羊皮筏子。
　　仅仅是在上世纪初，那些操弄皮筏的筏子客还经常顺湟水而下，与陇西、河套地区进行商业交易。那时候充沛的河水，使得从西宁到宁夏的水上运输线毫无障碍。相比之下，在河西走廊与黄河流域的交往当中，就无法利用到水运这种量价比最高的运输手段了。
　　湟水河谷（湟水谷地）并非是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唯一有可能强力渗透的地理单元。不要忘了，湟水河谷是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河湟谷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湟水河谷的旁边，最起码还有一段黄河谷地有着类似的地理条件。从地理结构上看，一条支流与干流基本都是呈丁字相交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湟、河相汇处的黄河上下游地区，都是河湟谷地的一部分呢？
　　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包含在河湟谷地这个地理单元中的黄河谷地，仅指的是湟、河交汇点上游的一段黄河河谷，而包含这个点在内的下游河谷，则隶属于陇西黄土高原板块了。细分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被归入河湟谷地的那部分黄河河谷和湟水河谷一样，是在青藏高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也就是说，无论从内部地理环境，还是周边山地的状态来看，河湟谷地都更容易形成类似的地缘特色。
　　假如你的手边没有大比例的地形图，而只有一般的行政地图的话，要想认定河湟谷地的范围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与陇西高原的地缘分割线，就是青海省省界的最东端。在青海省会西宁，与甘肃省会兰州之间，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条带有地缘分割性质的行政分割线。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巧，我只能说，这就是地缘的力量。
　　在行政地图上找到河湟谷地的西部边界，也并不困难。在青藏高原东部最显眼的地理特征青海湖的东边，我们可以沿湟水一直向东，依次找到海晏、湟源、湟中、大通、西宁、互助、乐都、民和八个县市；而在湟水之南的黄河两岸，与湟水相对应的区域里，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四县，则基本覆盖了青海境内，能够适合开发为耕地的，所有的黄河谷地了。加上这段黄河谷地，整个河湟谷地能够占据青海省的耕地、人口数量都超过八成了。说一句得河湟者得青海并不为过。
　　有一些资料，将河湟谷地描述这一个由黄河、湟水包夹而成的三角洲地带，但实际上这种在低地区经常见到的地理形态并不存在。即使是河、湟相汇的甘肃省永靖县，你也几乎找不到这种三角洲平原的影子。事实上，河、湟两水能够在青藏高原东部，冲出两条稍具规模河谷已是相当不易，要想冲蚀掉河、湟之间的分水岭拉脊山，估计要等到人类灭亡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河、湟谷地，其实是两条线性排列，相对独立的农业带。不仅如此，由于河谷的横切面宽度有限，周边山地又过于强势。每一个今天能够成为县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河谷，都可以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点。这种地理结构使得河湟谷地内部的地缘特色，并非以统一的面目出现。
　　一些古典时期的边缘民族，在向华夏文明学习农耕技巧的同时，依然有机会保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在现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中华民族体系中，就是覆盖河湟谷地的十四个县市中，有五个是民族自治县（分别是大通回话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陇西高原与河湟谷地密切的地缘关系，也可以从这两个地区民族自治县的分布当中看出一二。在陇西高原西南部的甘肃省境内，与河湟谷地的河谷相连处（黄河南岸）你一样会看到相似的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州。而在这个自治州所辖的县级行政区内，又夹杂有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种因复杂地理结构而出现族群相杂的地缘结构，也正是两千多年前，汉帝国西境地缘结构的轮回。当然，这些民族自治地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央之国对这一板块的控制力会减弱，只是出于在大板块相接地带的一种地缘现象吧。同样的，基于大的地缘背景（如共同的气候、生产方式），板块、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情况会更多。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和沙县小吃东西对立的小吃网络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兰州拉面店。其实并不是发明这种小吃的兰州人建立的，而是由那些走出河湟谷地民族地带的居民所开（象沙县小吃一样，政府当然起了主导作用）。只不过最近不知道是兰州方面还是青海方面的版权意识加强了，我见到有一些兰州拉面店已经更名为高原拉面了。
　　来自汉帝国的探险家们，在经行兰州进入湟水河谷时，应该还没有机会品尝任何一方所做的拉面。不过他们此行除了验证湟水河谷的农业潜地以外，很有可能还承担着另一项政治任务，那就是寻找中央之国的西部地理边界。
　　在华夏文化海中地的地理观中，这一边界是用海来标定的。就湟水河谷所处的方位来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片海的话，那就是西海了。仅仅是湟水流域寻找，这些东来的旅行者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整个湟水流域，并没有一片水域在体量上有海的潜质。不过当他们沿着湟水上溯到它的源头处时，就离成功不远了。因为他们再往前走一点，很快就真的可以看见一片海了，这片青色之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青海湖。在现在的藏文化中，青海是笼罩着宗教光环的圣湖，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地理格局中，它很早就开始承担着另一项重要的地缘任务，那就是为华夏之地标定西部的极限。由此，青海湖这个高原盐湖也荣幸的得到西海的标签。
　　事实上，如果汉帝国有意寻找西海之地的话，他们很可能并不是盲目的把目标指向湟水河谷以西。那些口口相传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化记忆，足以为帝国指明方向。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华夏文明到底从什么开始，认为青海湖是自己对西部认知的边缘。假定湟水河谷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那么这种认知就很有可能上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有可能记录这种记忆的最早的文字，除了那部被认为性质在神话传说与地理文献之间摇摆的《山海经》之外（西海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穆天子传》了。作为源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来说，如果他们在成为天下共主，并在东部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后，希望回到自己文化记忆中的起源地，来一次寻根之旅的话，应该并不意外。就好像现在的西方人，非常热衷于寻找诺亚方舟最终停靠的地点一样。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疑问，对于家国天下的华夏文明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去推理的话，已经进化为父系文明的周人，在到达湟水河谷之后，看到的是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的，由西王母领导的部族，也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的。只不过在后世闷骚文人加工的神话故事中，西王母变身成为了一位女性神袛，甚至最终成为了玉皇大帝的另一半。而为华夏文明标定西部极限的西海，也香艳的变成了西王母洗浴的瑶池了。
　　湟水河谷一带，能够承载华夏文明记忆的地理标签，并不止于西海，事实上在华夏文化当中有着更高、更神圣地位的一个符号昆仑，也应该源自于此。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人类文明中，都会有一座代表自己对相关板块控制权的圣山存在，华夏文明也不例外。用五岳来标定华夏文明区的框架，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罢了。在上古文明中，昆仑山才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标所在。
　　而这样一座华夏圣山，却并非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纵横于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为西域盆地西南边缘滋养绿洲的昆仑山脉。这样一个标注，其实只是汉武帝为了坐实帝国对西域的统治，而刻意玩弄的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移花接木之术罢了。就好像为了适应华夏核心区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张，五岳之中的南、北两岳都曾经变化过位置一样。
　　实际上，如果古昆仑山是以一个点，也就是山峰的形式存在的话，那它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就是横亘于湟水河谷之北的达坂山。具体的说，就是最有可能存在于达坂山的东端那部分与湟水最接近的山体中。在所附的《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在青海、甘肃省界，与湟水包夹的夹角之间，看到这段山体的存在（也就是我标注金城郡的位置）。对于最初生存在湟水河谷的华夏先民来说，昆仑山既是他们生存之地的东大门，又是他们以后走出湟水河谷后，在陇西高原都可以回望到的圣山。至于说到底是哪个点，就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了。只能说，如果现在有多地来争夺带有华夏圣山地位的昆仑山标签的话，出自湟水河谷的竞争者，应该说是最有地缘基础的。（有资料表明，西宁以东，湟水中游的青海省乐都县，最迟在上世纪初已经在自己的行政区内开始建筑有关昆仑山的地标建筑了）。
　　尽管湟水河谷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大家现在在一般比例的行政地图上，很可能看不到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位置与之相邻的河流大通河。其实位于湟水之北，以达坂山为二者之间分水岭的大通河，与黄水属于同一水系。
　　二者在达坂山东合流之后，共同汇入黄河。也就是说，整个水系既可以称之为湟水水系，也可以称之为大通河水系。关键就看用什么标准来界定了。从历史以及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湟水河谷的地位无疑是要远高于大通河河谷的。相比湟水河谷，近似于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大通河谷的地理、气候条件，就呈现出青藏高原的特点了。河之南的达坂山，河之北的冷龙岭，并没有给大通河留下太多横向发展的空间。除了部分河谷地段，发育出了些许河谷平原，能够用于农耕之外。大部分的河谷深、窄，呈峡谷结构。这种地理结构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通河流域水势湍急，下切力强的水流状态，同样也使得在大通河上通航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古典时期，一条河流即不能提供成规模的冲积平原用于农耕，又不能为成为水路交通的重要载体，那它的地缘价值无疑就被大大压缩了。
　　当然，大通河流域对于人类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只不过在古典时期，大通河流域的森林、草场，更多吸引的是从事牧业的边缘部落罢了。而在工业化之后，象大通河这种水资源丰富、有足够落差的河流，又有机会以一种新的形势，为人类提供资源了。那就是通过兴修水电站，为人类提供电力。不过大通河能够在干、支之名的争夺战中，胜过湟水，并非是因为它现在能够奉献更多的资源。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按照现在划定流域干支的标准，一般是取长或取量。也就是说，一个水系上流最长或水量最大的那条支流，一般会被认定为干流。很不幸的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作为青海省毫无疑问地缘中心的湟水，无论是在长度还是流量上，都比不过它北面的大通河。所以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标准下，大通河替代了湟水，出现在那些只标注干流的低精度地图上。
　　如果从地理的标准来看，这种做法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张地图所显示的并非只是地理结构，而是包含人类存在信息的地缘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地理标准，而把湟水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从地图上抹掉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话，不仅会让人无法直观认识到，湟水河谷的存在。亦会对一些朋友造成认知上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西宁作为青海的省会，却没有处在一条大河之侧。而它北面被明显标注出来的大通河，边上却没有什么重要城市？
　　在物理标准和地缘标准之间，找到平衡点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并不难，那就是将湟水和大通河作为两条单独的河流分别标注，并加以研究。这种认知，其实也是千百年来，居住在达坂山南北的居民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两条河流在汇入黄河之前，曾经出现的短暂合流，并不应当，也不会让人认为，它们应该被归入同一地缘板块。真正能和湟水河谷放在一起研究的，是之前我们解读的，南边那段黄河河谷。
　　之所以会在这里为湟水鸣不平，是因为这条河流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即使不考虑它与华夏上古文明之间的关系，仅从政治角度来看待中央之国的形成问题，我们也能够湟水河谷的地理位置推测出，如果中央之国想进一步渗透青藏高原腹地，湟水河谷将会是二者之间的必经之路。不过这样一条贯穿整个青海高原核心地带，由关中（长安所在地）直达青藏高原南部地缘中心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所在地）的通道，正式为中央之国所知晓，要等到下一个强大帝国唐的出现了。那时候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部族，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强大的吐蕃王朝史无前例的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工作。所以这条连接两大地缘板块的通道，被称之为唐蕃古道。而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了。
　　需要注意一定，在我们所吸收的历史知识里，经常会提到一些道路的开辟。然而这种道路的开辟，仅仅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官道。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一条重要官道的产生，是不需要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来做到的。即使是史家把开辟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功绩，安全归功于张骞凿空西域，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张骞在整个行程中，其实是在对已存在道路的一种考察。从这个角度说，贯穿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通线，也并非出现在唐代。最起码，藏族的先民应该很早就利用这条交通线，渗透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
　　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华夏文明已经融合了诸多边缘文化，占据了足够多的地理单元，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但总的来说，华夏文明是一个缺乏主动扩张力的文明，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爱好和平。在经由夏、商、周、秦四代，华夏文明终于基本完整控制了地球上农业基础最好，面积最大的东亚核心区之后，中央之国的历史，开始推进到了王朝循环的怪圈之中。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感，以及尽得天下可用之土的优越感，都使得华夏文明如果不是承受到了特别的压力，是很难再有向外扩张的欲望的。
　　对于汉帝国来说，最终扩张到河湟谷地这个青藏高原的突出部，也决非看中了这个板块当中，那对于羌、戎来说弥足珍贵的农耕之土。真正让汉帝国对河湟谷地感兴趣的原因，是帝国对这个板块的经营，有助于帮助稳定河西这条脆弱的走廊地带。
　　河西走廊的价值，无疑是体现在连通西域的枢纽位置上。
　　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汉帝国在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后有基础移民实边，将其经营成一块有自给能力的战略级板块（而不仅仅只能提供战术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实在太过狭窄了，仅仅依靠来自陇西高原的战略支援，就要想将其稳定的留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都有可能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性，从中原王朝手中夺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要想缓冲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尽量延伸在额济纳河、石羊河下游的控制权是唯一的选择。占据这两个绿色突出部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防线推进到了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更在于让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在漠南缺乏向右翼渗透的跳板。这也是现在甘肃为什么，在中部有两个凸起的地缘原因。在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长达两千多年的经营史上，河西走廊的耕地已经沿着两河，稳定的渗透入了戈壁之中。
　　河西走廊的北线，已经依靠祁连山的恩赐而得到了两个缓冲点，那么南线呢？自然就只能靠农耕文明最有可能渗透的湟水河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