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提的基础落后论是伪问题，诚心缺失才是真问题

　　关于中国的芯片为何落后上，中科院最近抛出了一个论调：根源在中国基础研究太落后。这种说法乍一听很有道理，实则似是而非，在中科院这个名头的夹持下，很能误导公众，必须进行驳斥和澄清。
　　从公布出的信息源上看，最先抛出这种说法的，是96岁高龄的老院士何祚庥。他2月11日在自己的自媒体中说：如我和于敏共同研家（应为究）氢弹理论时，就是从第一原理出发，把氢弹里各种可能们物理因素真正搞清楚。所谓芯片问题，理论上只有比氢弹理论更复杂。存在基本理论问题必定更多。我想，荷兰人是弄楚了。而华为就不见得真懂得。極大可能是拿来就用。所以荷兰人说，告诉你了，也不一定真正弄出来！！！再说得具体一些，华为并不懂得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重大意义！
　　如果你认为这是只是何祚庥作为一位退休老人的个人意见，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后来中科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科院大学的校长李树深，和另一位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一起，2月16日在《中国科学院院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也是大谈基础理论落后问题。此文不仅将基础研究落后归为中国芯片落后的根源，而且还悲观地认为，芯片战后，美国已经拧熄了‘灯塔’，我们进入‘黑暗森林’。
　　既然何祚庥提及了氢弹，我们就不妨从两弹一星说起。那么我请问大家，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是如何祚庥所说很重视基础理论吗？当然，基础理论是必须研究的，但是，这并非关键因素。那关键因素是什么？是被后人概括为两弹一星精神的赤诚的报国之心，坚定的必胜意志。
　　将自己与于敏并列的何祚庥，却将重视基础理论当成氢弹成功的根源，而于敏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其实，于敏最初的研究和感兴趣的领域是原子核理论，而非造氢弹。但当国家把研制氢弹的任务交给他时，尽管在知识储备上一穷二白，但他还是立即决定转行，他说，这是因为爱国主义压倒了兴趣，只要国家需要，就应该全力以赴。
　　那时在氢弹上的基础理论同样是落后的，但是，于敏所做的不是抱怨和指责，而是迎难而上，缺什么就补什么。
　　钱学森刚回国时，时任哈军工院长的陈赓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的回答很干脆：外国人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其实当时的中国在两弹一星上，不仅是基础研究落后，实际上一切都是落后的，包括基本生活条件，甚至有时连科学家的伙食都无法保障。唯一不落后，唯一领先和发达的，就是报国之心，就是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传统中，这种精神和意志，被称之为诚，并认为这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和学术的核心，就是以培养人的诚为核心的，即以修心养性、成德为核心。具体的路径就是《大学》八条目的前四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如果缺失研制氢弹的诚心，而机械地、被动地将原子弹看成技术难题，那么不仅是基础理论，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一个难题。这样氢弹的研制所面对的就是无数个难题，令人高山仰止，无法逾越。而一旦像于敏那样具备了研制氢弹的诚心，一切问题也都不是问题，都可以逐个地、系统地克服。
　　也就是说，有了诚心，任何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问题，如果缺失了诚心，任何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也都将成独立的问题。
　　为说明诚究竟是什么？《大学》举了几个很通俗的例子。《大学》说，诚意就是毋自欺也，就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感觉和意愿。接着举了两个例子：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就象你闻到臭味就厌恶，看到漂亮姑娘就喜欢一样。
　　在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年轻妈妈们没有学习过如何养育孩子，但是她们却都很能胜任母亲这个角色，把孩子养育好，根源在于，她们都是真正爱护自己孩子的诚心。这种诚心会产生内在激励，促使她们会主动学习各种具体的育子理论和技术。
　　反过来说，一个缺失母亲诚心的职业老保姆，她育子知识和技术一定比年轻母亲多，如果一个孩子完全由她带大，肯定不如由亲生带的健康、阳光。
　　一位正常的年轻母亲，在生下孩子后，也就不会大声抱怨，我的育子基础理论落后，要先去学习和提升。对她而言，任何的育子技术困难都不是独立的问题，不是独立的难题。只有养育别人孩子的保姆，才会将这些问题当成独立的问题和难题。
　　所以，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诚心，就是把研制两弹一星这种国家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就如一位年轻母亲看待从自己腹中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而这种两弹一星精神的诚心，在今日之中科院，显然是普遍缺失的。何祚庥、李树深等人的基础理论落后论、基础理论决定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对中国大打芯片战之际，在中国像当年急需原子弹一样急需光刻机之际，他们不是象当年的钱学森一样那样拍着胸脯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不是象于敏一样说只要祖国需要，我全力以赴，而是指责和抱怨基础研究落后，嘲笑更优秀的同行。
　　显然，现在的科学家们，对待国家需要，已经不像一位年轻母亲对待自己刚生出的婴儿，而更像一位职业老道的保姆，看待自己雇主的孩子。对于目前而言，养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真诚目的，而对职业化的保姆而言，养育孩子不过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份职业，一桩生意。
　　因此，对中科院这些体制内的科学家而言，中国芯片落后的根源并不在基础理论落后，而是以国家需求为自己需求的赤诚之心的缺失。他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基础理论，而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通过修心养性，把丢失的诚心找回来。即孟子说的求放心，心丢了、迷失了，需要去寻找。
　　那有人说，现在国家正急需光刻机，芯片战正在开打，那再让他们去修心养性，还能赶上趟吗？的确赶不上。其实，中科院的提升基础能力的计划也是赶不上。国家需要的是光刻机，而不是什么基础能力。就如当年国家需要的是原子弹，而非什么原子弹的基础能力。
　　那么怎么办？礼失求诸野，体制内靠不住，只能向体制外寻求。体制外的华为不是搞出芯片了吗？被断供后，自己又在努力搞芯片制造、搞光刻机。他们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基础能力不行。为何来自草莽的华为行，而出身中科院的联想不行？答案就是华为有诚心，而联想则无。
　　最后，我们重温一下中学课文《蜀之鄙有二僧》：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