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明军在朝鲜干不过丰臣秀吉

　　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东北亚是一个炸药桶，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战争状态，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被定为万历三大征之一，日本史称文禄长庆之役，曾两度与中朝交战，朝鲜史称壬辰丁酉之倭乱，此战乱被朝鲜人视为万世必报之仇，总之，这段历史对于这三个国家而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丰臣秀吉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邻国朝鲜，当然，更大的野心是在吞并朝鲜后，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然后构建以北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他的这个大东亚构想的思维可以说极具野心和侵略性。
　　列位看官看到这里，是否觉得和历史上的另一份文件很类似？那就是三百余年后，即一九二七年，由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所提出的着名的《田中奏则》：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义一的思维完全是丰臣秀吉大东亚构想的升级版，可见，日本亡我之心是百年相继，而朝鲜则成了日本实施侵略的首选目标，根据此后的历史也可以发现，清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从朝鲜开始的，好了，我们继续谈万历援朝战争。
　　丰臣秀吉绝对是个枭雄，他在入侵朝鲜之前，还专门派使者致书朝鲜国王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意思就是说，我想借你的道，去进攻大明，望你让道包涵，好一招假途灭虢之计啊！
　　列位看官知道，朝鲜没有什么靠谱的军事力量，小西行长、加藤正清等率领二十万日军在釜山登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日军，朝鲜君臣立马吓尿了，不到一个月，大片国土沦陷，两个王子成了俘虏，国王李昖只得向老大哥大明王朝求救。
　　日本入侵朝鲜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当然这主要是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惯性思维在作祟，鉴于中朝的特殊关系，明朝只派出了三千多兵马，结果一败涂地，兵败的消息使得朝野震惊，万历皇帝决定抗日援朝，任命宋应昌为备倭经略，还特别将在宁夏平叛的总兵李如松召回，专任提督，并让兵部尚书石星负责统筹安排。
　　首先，宋应昌就不是做经略为帅的料，他官至兵部侍郎，素有口才，但是这个人非常迷信，只知道相信鬼神，据史料记载，到了辽东之后，还专门请了一个方士，披发持剑施符演法，指望着天将十万天兵去抵挡那二十万日军，这种人怎能为帅？
　　其次，石星虽为兵部尚书，但此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军事指挥上并无长处可言，他还专门派精通日本文化的沈惟敬前往朝鲜，其目的在于争取与日军和谈，可见，他的主要方针是着重与和，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要知道朝鲜已经基本沦陷，朝鲜国王一再要求明军支援并抗击日军，可明军首战不利，退而求和，与全局不利。
　　倒是总兵李如松，是一个打仗的材料，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须知，张居正当国，就是以戚继光与李成梁守卫北疆，李如松自幼随父征战，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他正是在宁夏平叛时被召至朝鲜的，更可贵的是他非常熟悉东北及朝鲜一带的地形环境，可以说，他在出征朝鲜的人事安排里，最具有战斗力的。
　　从这个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在抗日援朝的整体策略上，是重援朝而轻抗日，对于战和二策，他始终没有做决断，而朝廷中，如石星等具体负责人，则是主和一派，后来的故事其实很戏剧化，让一代名将李如松首鼠两端了。
　　沈惟敬在石星的授意下与日军和谈，李如松则趁此机会，率部出其不意，奇袭平壤，一举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此役体现出李如松的军事才能，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李如松却因为轻敌冒进，在碧蹄馆遭遇日军伏击而失败，其实此役损失并不大，相比半月前的平壤大捷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但由于此役李如松的亲兵损失惨重，至此，李如松再未有进取之意。
　　由于李如松的一胜一败，给中日朝三方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且不说石星、沈惟敬本身力主和谈，宋应昌根本无心战事，就说这李如松一胜一败，须知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碧蹄馆之役并未伤明军元气，借此便要言和，由此观之，明朝方面决策层是倾向于主和的，于是，中日朝三方开始了艰苦的和谈。
　　朝鲜显然是不愿意明朝求和的，然而明朝却表示了和谈的态度，从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三方就和谈事宜争论不休，特别是关于日本请求明朝封贡的问题，更是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什么是封贡呢？说直白一点，就是允许中日之间互有贸易往来，现在看来这很正常啊！但在当时这却是要掉脑袋的，明朝的国策是闭关锁国，太祖曾多次下严旨，即为寸板不得入海，私人不得进行海上贸易。
　　很多人又要说了，人家郑和下西洋贸易做得那么大不是很好吗？怎么能说明朝是闭关锁国呢？这里有个概念需要说明一下，郑和下西洋属于国家行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贸易属于明朝的朝贡体系的范畴，而太祖之所谓寸板不得入海，即为海禁政策，是专门针对私人而言的，就算是在成祖时期，依然在实行海禁政策。
　　官方的贸易渠道断绝了，日本只得另想办法，由于中国的海禁政策，日本只得与沿海的走私商人进行贸易，这种势力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海禁政策的力量，以中国的海上走私商人为首领（如王直、李光头等），其中包括了一些落魄的日本武士、日本浪人，还有一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不良政客，这就是嘉靖年间倭寇的实质。
　　为了剿灭倭寇，明朝专门派了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来经略东南一带，倭患得以缓解，但并未根除，至隆庆年间，隆庆皇帝决定开关，取消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合法后，东南一带才真正得以太平。
　　万历援朝战争中，日本在和谈时提出了恢复贸易勘合，就是想借合法贸易，一来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窥视内地，为以后侵入东南做准备，御史杨绍程就认为，嘉靖晚年东南沿海倭患不断，就是封贡造成的，如果答应此条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可不答应此条件，和谈又难以进行，这也就是朝廷官员对于日本是否封贡意见不一的原因。
　　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派使节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这就意味着恢复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丰臣秀吉身穿明朝服饰，在大阪接见了明朝使节，并行礼接旨，按道理说，和谈取得了成功。
　　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朝鲜的日军并没有撤退！而且于万历二十五年，再度发起对朝鲜的战争，此次入侵显然是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丰臣秀吉借着和谈时机，瞒过了中国和朝鲜，展现出了典型的奸雄嘴脸。
　　万历皇帝如梦初醒，在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后，再次派兵援朝，并增加了兵马，在战略上确定了战的方针，经过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与日军互有胜负，曾胶着状态，可是，万历二十六年，日军竟然主动撤军，事后，方才发现，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士气低落，只得撤军。
　　万历援朝战争最终以中朝人民的胜利，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着名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朝纪事本末》中评价万历援朝战争，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律之国宪，其何以辞！可见，明军损失十余万，所耗钱粮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