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周而复原名周祖式，笔名除周而复外，另有吴疑、荀寰。祖籍安徽旌德，1914年生于南京一个职员家庭。幼年私塾的启蒙教育为其文学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6岁入南京青年会中学，已有杂文及小诗发表。1933年秋，进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写作小说、诗歌的同时，还参加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1936年，参加编辑《文学丛报》和《小说家》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主要从事文艺工作，参加编辑文学半月刊《文艺突击》。1944年，又去重庆编辑中共机关杂志《群众》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以《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身份，到华北、东北、华中等地，边采访边写通讯报道。1946年，又重操旧业，到香港主编《北方文丛》，并与茅盾等人合编《小说》月刊，同时从事小说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统一战线、文化及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做领导工作。周而复创作颇丰，所涉文学形式亦广。1936年，第一部诗集《夜行集》问世。1944年11月，发表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小说创作是其主要文学成就。有短篇小说集《第十三粒子弹》（1945）、《春荒》（1946）、《高原短曲》（1947）、及《山谷里的春天》（1955）；中篇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在读者中亦有较大影响；根据报告文学加工而成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于1946年12月发表，是其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尝试，此后还创作了较有影响的长篇《燕宿涯》等。另外有散文集《东南亚散记》、《火炬》及剧本《牛永贵挂彩》、《子弟兵》等。长篇巨制《上海的早晨》为其代表作，艺术地再现了建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觉悟和壮大起来的面貌。全书共四部，一百七十余万字。一、二两部于1958年和1962年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三、四两部在相隔了十多年后的1980年补齐。
　　内容概要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忧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位人称铁算盘的徐义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乃至去纽约的退路。上海的解放使他动了去香港经营产业的念头。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运到香港的六千纱锭，在香港开办了新厂，又将现有棉纱偷运出沪，换外币存到香港、纽约的银行，并把儿子送到香港读书。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一方面，他让心腹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收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陶阿毛，打进工会，为他通风报信，应付共产党；另一方面，又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在生产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发不法之财。共产党的到来，并没断绝资本家的财路。经济的不断发展，又膨胀了徐义德的政治野心。为了挤进上海工商界上层聚集的星二聚餐会，他不惜一切手段。不仅自己与交际花、棉纺工会委员、工商业巨头史步云的表妹江菊霞无耻勾搭，甚至还利用自己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做诱饵，紧紧抓住工商界红人冯永祥。挤进星二聚餐会后，徐义德结识了一批工商界显要，有马慕韩、潘信诚等。马慕韩刚从大学毕业，继承父亲的财产，成为一个大纱厂的拥有者。他年轻气盛有远大的个人抱负；他有一定进步思想，但更有自私的本质。潘信诚是棉纺业前辈，老成持重。旧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他深受其害，对共产党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他是称赞的，但对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怀不满。事实上，星二聚餐会便是这样一些资本家对付共产党的参谋部。徐义德为了扩大在星二聚餐会的势力，又将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进来。朱延年是位药品投机商，上海解放后，他与徐义德等人一样，以为在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捞一把，便向徐义德透支五千万元，重新开张他那在解放前倒闭的福佑药店。他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顽固的。他惟利是图，虚伪奸恶。他以威逼利诱等手段，将从苏北来购药的张科长拉下水，骗取钱款后拖延付药；他还配制假药，甚至将过期失效药品卖给抗美援朝的自愿军。他与刘蕙蕙结婚，是为了她的钱财，福佑垮台后，便将她抛弃。他比徐义德等资本家有着更为险恶的本质。进入5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杨健为队长的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工人们与徐义德展开斗争，纷纷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控诉他在国家原棉中掺假，非法牟利，且使劳动强度增大并借机挑拨工人关系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汤阿英率先喊出了斗争的口号。杨健与年青的厂党支部书记深入开展工作，使深知徐义德底细的工程师韩云程幡然悔悟，与徐义德彻底决裂。斗争大会上，会计勇复基也交出了徐义德的黑帐。在斗争运动中，徐义德消极抵抗，使尽伎俩，企图蒙混过关，但最后在发动起来的群众和揭发出来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认识到，除了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他别无选择。在福佑药店，朱延年却顽固不化，对抗到底。在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上，他的罪行被店里的进步青年童进揭发出来，当场被捕，入狱后拒不认罪，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工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资本家垂头丧气，徐义德消极抵制生产等伎俩在已经成熟起来的余静面前也行不通了。星二聚餐会早在五反运动中自行解散。运动结束后，资本家们又蠢蠢欲动。徐义德召集冯永祥、马慕韩、潘信诚等举行家宴，幻想着私营企业的前景。民主改革运动接踵而至。以杨健为队长的民主工作队再次进驻沪江纱厂，以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为宗旨，展开工作。杨健与余静配合工作，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的罪恶。随着民改工作的深入开展，工人群众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苦大仇深的女工汤阿英，在余静等人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研究、对付共产党的政策，确保资本家的利益，冯永祥、马慕韩等人成立了棉纺界联谊会，并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中谋取了重要位置。徐义德此时又故伎重演，通过冯永祥成为民建分会委员，以期得到政治资本和自我保护屏障。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到议事日程。这势态使正准备扩大产业的徐义德大为心悸。他听说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只没收生产资料而不涉及生活资料时，立即抽回厂里的七亿垫款，大购生活资料，甚至想逃往香港，走他当初的退路。当他了解到公私合营只是和平改造而不同于土地革命时，又改变了主意，打起了如意算盘。他想先搞公私合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为他在公私合营时增加资本，捞取利益和地位。马慕韩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在冯永祥、徐义德等人的劝阻和压力下，也对政府采取了拖的政策，最终还是因怕失去表现进步的机会和影响个人前途，率先在棉纺业中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在马慕韩的带动下，上海市其它私营棉纺企业厂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沪江纱厂也不例外，尽管徐义德并不心甘情愿。工人们欢天喜地；余静成为纱厂的公方代表，并与志同道合的杨健结为夫妻；潜藏的国民党特务陶阿毛也被揪了出来，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净化。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沪江纱厂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与其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一样，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作品鉴赏在现当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作品是不多的，成功之作犹为少见。除茅盾的《子夜》外，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其认识与艺术价值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科学的认识，针对他们的两面性，在解放伊始，创造性地制定了对其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以使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实体。《上海的早晨》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重大历史过程，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子夜走向黎明后唯一的一条光明前途：接受改造、弃旧图新，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作品的意义之所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其中犹以全书的中心人物徐义德刻画得最为出色。在他身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更集中地表现为反动落后的一面。他狡诈险恶、老奸巨猾，被称作十里洋场的铁算盘，是沪江纱厂的总经理。上海解放后，他并没有走早已打算好的逃往香港的退路，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拥护，实是舍不得家产使然。他处心积虑，继续与工人为敌，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作对。他收买工贼、贿赂干部、为难政府；挑拨工人关系、牟取不法之财、抵抗改造运动，十足地表现出资产阶级顽固不化的反动本质。作者对这一主要人物的描写，并未流于简单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多种手法作多侧面的展现。既写其经济活动，又写其政治活动；既写其社会生活，又写其家庭生活。既有宏观的叙写，又有细节和心理的细腻刻画；既有个人的自我表演，又有在不同环境中和不同人物间的对照表现。作品将徐义德这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丑陋灵魂及腐朽生活刻绘得生动真切而淋漓尽致，成为继《子夜》中的吴荪甫之后，又一成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除徐义德之外，作品中其他资本家形象也写得个性鲜明且具代表性。如朱延年的猖狂狠毒、虚伪无耻和投机；马慕韩的年轻好胜、愿意进步；潘信诚的老成持重、谨小慎微等。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积累了表现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创作经验，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同时，作品也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不同思想行为，全面而概括地反映了建国初期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可行性。作品中对工人阶级的描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沪江纱厂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余静。在多次斗争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由幼稚逐渐变得成熟；苦大仇深的女工汤阿英，也在斗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日益进步。这些着力描写，说明了在建国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和觉悟提高的过程。作品通过人物群像的塑造，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状况。不仅如此，作品同时也适当地穿插反映了解放初期的农村土改及抗美援朝运动，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而且揭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运动与党的其他工作相互交涉与影响的密切关系，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力度，显示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上海的早晨》共四卷，一百七十余万字，可谓宏篇巨构，不仅有诸如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及抗美援朝等重大社会运动的宏观描述，更不泛精采的情节、生动的细节及细腻的心理刻画，也反映出作者的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尽管作品也有着诸如分节过繁、个别情节游离主题、有的人物形象（如杨健、余静）个性不够鲜明和描写尚欠充分等方面的不足与缺憾，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