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侦查权规范化运行

　　摘要：由于刑事诉讼采取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以及在主观层面上受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思想影响，导致违法取证时有发生。必须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立足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系统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同时树立正确的程序观、证据观，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解决违法取证问题。
　　关键词：违法取证；以审判为中心；侦查权
　　为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违法取证的行为屡禁不止，亡者归来的现象一次次冲击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笔者认为规范违法取证行为，不应只从立法上考量，而是应当追根溯源，先分析原因，再根据问题来提出相應对策。
　　一、违法取证的原因
　　尽管我国法律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如此多的法律规范下，违法取证行为仍然时有发生。造成违法取证以致错案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概况起来有两方面：一是制度上的缺陷，二是主观上的偏差。
　　（一）制度缺陷
　　违法取证屡禁不止，与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有着紧密联系。刑事诉讼一直是以侦查为中心，通过案卷制度将三个环节联系起来。产品的好坏取决于第一道工序，审查起诉、法院判决不过是对侦查工序的确认与完善。但是，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具有封闭性，证据的收集几乎完全由侦查机关主导，加上对案卷的依赖，不善于核实证据，检察院以及法院却难以监督侦查行为。
　　（二）主观偏差
　　1。人权意识薄弱，特权思想浓厚
　　公权力本身就带有扩张性、侵略性，但因带有正义色彩而获得社会认可。这种认可容易让办案人员产生优越感，滋生特权意识，而民众在渴望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同时，却忘记了自身亦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害。
　　2。刑事政策推动，盲目追求效率
　　刑事政策对侦查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当的侦查政策往往导致严重后果，为破案而破案的职责却存在偏离原来目标的可能性。侦查人员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难免会滥用公权力，通过违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来侦破案件。
　　3。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
　　某些侦查人员没有树立程序观念，没有把保障程序公正放到侦查工作的突出位置，认为只要能查明案件事实就行，程序是多余的，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容易导致违法侦查的发生。
　　二、规范违法取证
　　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以及价值取向的偏差，导致违法侦查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规范侦查活动，维护法律权威，必须从主客观两个层面上，遏制违法侦查行为，切实保障程序公正。
　　（一）重构合理的诉讼关系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也应当符合我国的国情。在保持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下，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总体思路如下：在程序上限制侦查权，防止其不当侵害；完善检警关系，加强审前程序的监督；在审判中，增强诉辩双方对抗性，贯彻直接言词规则，防止审判权的虚化。
　　1。制约侦查权，减少行政色彩
　　应当理性对待刑事政策，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不能以此作为考核指标，而是应当以保证案件质量为首要目标。同时防止过于集中的侦查权被滥用，应当压缩侦查权的范围，一是规范侦查环节的立案，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二是将原本由公安机关控制的强制措施如搜查、扣押改为由检察机关批准。
　　2。检查引导侦查，构建和谐检警关系
　　在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侦查游离于公诉之外，这种检警关系有极大的弊端。公诉引导侦查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检警关系，但是实践操作中，仍有以下地方需要改进：明确公诉引导侦查的操作标准，如介入侦查的时间、确定引导的效力等。保障检察机关对监督侦查行为的有效性，通过听取辩护意见、调取讯问视频等方式核实证据，将在卷证据变为在案证据。
　　3。增强诉辩对抗性，贯彻直接言词规则
　　庭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律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有效提出抗辩，而且贯彻直接言词规则，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要避免庭审流于形式，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要保障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落实直接言词规则，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保证其他证人尽量出庭。
　　（二）树立程序观念，强化证据意识
　　除了在制度上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诉讼模式，还在主观层面上树立程序观念，强化证据意识。
　　（1）需要侦查人员转变办案观念，树立程序观念以及证据意识，从查明案件事实到证明案件事实。除此之外，侦查机关还需要弱化口供的效力，完善侦查手段，提高证据的证明力。
　　（2）加重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强化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要提高证据意识及完善证据核实方式，更加细致审查证据，减少对案卷的依赖，保障起诉案件的质量。
　　三、结语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解决饱受诟病的违法取证问题，是一项复杂而艰辛的系统工程。由于学识和能力的限制，笔者不敢奢望本文为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带来多少有益的建议，只希望能为该课题的研究拓展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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