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利于民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应对当前危机，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会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为此，可以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认可当时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主要是降低了当时经济下滑的速度。而真正使经济走出危机的并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20022007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中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过去10多年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政府收入增速明显过快，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相对下降。相关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如果以CDP增速来衡量，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司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以2008年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但是政府收人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从2004年至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增长至6。13万亿元。政府收入快速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实力迅速强大，但因居民收入增长相对不足，对应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也由此发轫。
　　从近10年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这3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其中，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
　　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现在，国外是金融危机，我国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看到，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3个指标，即增长的3个动力可以看出，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承受不了，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上去了，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越高。出口依赖也导致产业链外向化，表面上看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所以外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很多学者还撰文指出，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靠什么？靠消费。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而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发展自然会受到影响，而且是制约性的影响。这是经济变得脆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消费的安全性也变差，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同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在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背景下，高投资和低消费其实已经早就构成不均衡，只不过在过去几年内。美国市场的高消费帮助掩盖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当金融危机最终爆发，海外需求急剧萎缩，我国经济的矛盾也就暴露出来。
　　这样看来，政府让利于民，其实不仅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可喜的是，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的倾斜、税收的减免、放松市场管制给予民营资本更多机会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政府的认知，成为继4万亿之后的下一步经济重心所在。
　　政府如何让利于民？总体思路应该有两条，一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逐步减轻政府的投资热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总体思路下，具体措施可以丰富多样。
　　如果是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政府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目前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目标。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同样投入100元，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
　　长期看，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促进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民生、维护公正、保持稳定等社会意义，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同样重大，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对此予以证实。对我国经济而言，社保制度最直接的影响在于，社会保障给了人们足够的安全预期之后，百姓不再需要用高储蓄来应对生老病死等不时之需，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当下的消费。
　　但一个完善社保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对于眼前这场危机也许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这就是十年来中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回顾过去的10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只注意满足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就会是更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