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交易二次革命

　　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防止腐败的利器之一是深化改革，特别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从源头上减少和治理腐败。由此，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改革，引起多个群体的强烈关注。
　　对于公共资源交易，公众有着先天的质疑。比如交易量数额巨大、寻租事件时有发生。大家印象深刻的案例就是河南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出了腐败问题。公共资源交易有着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我们去思考，公共资源交易究竟该走向何方？目前各地纷纷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一次比较好的尝试，但是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厘清。
　　我们一直在呼吁政府理财模式和行为的不断优化，公共资源作为最大的政府资源，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说包括了政府理财行为的诸多特性，公共资源交易形式的重构无疑是对政府理财模式的一次冲击和重构。
　　导向问题
　　在此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并非一致，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徐焕东对于公共资源交易有着长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前公共资源交易至少需要厘清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概念。究竟什么是公共资源？什么是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源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非货币价值形态的资源，如矿山、土地、国有资产，还是包括货币价值形态的、广义上所有非物质形态的资源？我们一般说的资源交易，是否主要指非货币价值形态的资源？纵观世界各国，使用政府资金采购的，或叫政府采购，或叫公共采购，却没有叫公共资源交易的。
　　其次是目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反腐而设立，建立之后能够真正避免腐败？我们看到现在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建立都是由各地纪委在牵头，党委政府在大力推进。还是使得公共资源获得价值最大化，提高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理财水平？目的不同，导向就不同，政策就会不一样。
　　第三是模式。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取集中交易、总体监督管理等模式，法律依据是什么？监督管理主体如何确立？监督管理权限如何划分？是否需要进行全国统一考虑？
　　徐焕东认为，完善政府采购的战略性目标，应该是建立包括工程、货物、服务在内的政府大采购监督管理体系，而不是与政府公共资源的出让合并。
　　利益调整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建立，说到底是一次利益的调整和重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破除部门利益壁垒。
　　公共资源交易涉及发改、财政、住建等等多个部门，改革就是要减少或者剥离他们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由原来多个部门负责监管，交给单一监管机构，由此可见改革之难。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过程中对多个原有格局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各地的政府采购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
　　某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处长就明确表示，政府采购不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该人士认为，一是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符，不利于依法行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工程交易活动适用于《招标投标法》，在法律性质、管理模式、操作程序等方面具有相通性，具备整合统一的法律和现实基础。而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律依据是《政府采购法》，全国已建立并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法规体系，在制度目的、基本原则、监管模式、实施程序和政策功能等方面均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
　　二是增加了交易环节和监管机构，影响了政府采购的效率。有形的所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凭空增加的，看上去有形，实际上只是一个平台，操作时要求各类代理机构进驻中心，而各类代理机构在设立时都有自己的营业场所；用新设的事业单位一局（办）来统一监管各类交易，实际上只能起到二传手的作用，因为有关法律赋予的相应行政机关仍推脱不掉其法定监管职责。
　　三是违反了财政资金管理的客观规律。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体系的一部分，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是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三驾马车，是财政支出改革的组成部分，其上连部门预算，下接国库集中支付，是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环环相扣，前后一体不可分割。将政府采购监管权从财政部门中分离出来，代替财政行使政府采购监管权，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政府采购法》的定义内涵有所违背。这种割裂财政资金管理的客观规律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财政资金的不安全和监管工作的严重缺位。
　　除了政府采购领域，在产权市场领域，一些专业人士也表示了担忧。某产权交易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些省市新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取代了产权交易机构，成为新的国有产权的交易场所，而且还变相产生了不少没有资质的地市级和县级产权交易机构，甚至产生众多的乡级产权交易机构。如果按照这些省市的做法，中国产权市场的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将不是当前的200多家，可能是上千家、上万家。如此一来，必然大大延缓、阻滞我国产权市场制度构建的速度，而且加剧产权市场乱象丛生的局面。
　　法制方向
　　在我国，公共资源交易一直也是摸索前行，争议再大，困难再大，一个必须坚定的方向就是法制化。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公共采购研究所所长曹国富认为，中国公共采购领域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是鼓励引入招标投标机制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典型特征是解放思想，鼓励大胆进行招标投标改革探索；第二个十年是招标投标事业大力发展和初步规范的阶段，这一阶段招标投标机制在工程建设等许多领域得以实践；第三个十年则是中国公共采购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阶段。招标投标法废除了以标底为基础的授予合同机制，确立了以评标价最低或者综合最优为基础的授予合同机制，从而使中国的招标投标制度真正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公共采购法和制度也需要进行一场二次革命。
　　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公共采购法的立法模型问题。从中国公共采购法律现状来看，中国采取了分别立法的形式。中国未来可以继续采取分别立法模型，但在处理不同法典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在法律理念上将它们都视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共采购法，并且摆脱围绕行政权进行立法的纠葛，围绕采购对象或者特别采购问题进行分别立法。
　　其次需要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是解决中国公共采购法的强监管与弱职能的问题。中国的公共采购法虽然确立了高度透明的程序，但是在体制设计上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弱采购职能特征。天价采购现象和钓鱼工程的发生就是这类问题的反映。
　　公共资源体制改革是一场制度、社会、思想文化的三重变革。一位采访对象说过的这句话，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