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五情变共产党的同路人什么文学全

　　萨特回到巴黎，不久同米歇尔一起去了意大利，一面休养，一面写他的自传。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现在他起码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睡觉，只同自己感兴趣的人见面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待他十分友好，陶里亚蒂同他一起吃饭。
　　月底，萨特同波伏瓦又开始驾车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好。一次，在餐馆吃饭时，他突然向波伏瓦喊道：什么文学，全是狗屁！他不停地高谈阔论，发泄自己对文学的厌恶之情。
　　晚上，在旅馆，他呆坐在椅子上，两手按膝，弯着腰，两眼无神地瞪着。看到他的这种状况，波伏瓦很难受。后来萨特的情绪逐渐恢复过来了。他开始写自传，但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写。
　　他想探究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痴迷于文学的得了文学神经官能症的人，而其他的孩子为什么又没有这样。他把书名定为《无立足之地的让》，意思是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
　　他很快就写成了第一稿，写到母亲再婚时为止。但这个稿子政治色彩过于强烈，而且基调是，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看来他又有点陷入政治神经官能症了。而关于他的童年，他并没有充分的描述。
　　虽然萨特这时已经摆脱了对文学的痴迷状态，不再认为文学具有不朽价值，但一个从事文学写作年的人不可能完全无视自己作品的文学性。因此他把这个稿子暂时放下不写。萨特没有想到，过了年，当他重写这个自传时，会赋予它最讲究的文学形式，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写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书。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他说：让我们选同一个题目，你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谁的研究更有成效！萨特同意了。他选择了福楼拜。
　　萨特并不喜欢福楼拜，但却被他的想象功夫所折服。福楼拜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使自己成为想象中的人物，这是无人可及的。他想探究福楼拜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他就这个题目作了大量笔记，接着写了一千页初稿。但回过头来看，他觉得写得过于肤浅，所以把它搁在一边。
　　现在萨特对于文学的心态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他对自己前半生对文学的沉迷是否定的，决心投身政治过一种新生活；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同以前的生活完全一刀两断，不可能完全舍弃文学，在表面的完全否定中仍然是藕断丝连。
　　他还在进行文学创作，不过较多地考虑到政治因素。年，他写了一个新剧《涅克拉索夫》，是一部讽刺喜剧。它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专门制造反共新闻的新闻界人士。剧本写得很有趣，演出时常常引得观众哈哈大笑，但它的深度和文学价值显然不如他以前的戏剧。
　　这一年，郎兹曼的妹妹加娜郎兹曼来到巴黎。她是一个演员，艺名是伊夫琳娜雷依，后来在《禁闭》中演伊内丝。她岁，一头金发，身材苗条，为人风趣，十分聪明。
　　她不久成了萨特的情人。在后来萨特的一些戏剧中她和万达一起担当女主角。波伏瓦很喜欢她，正像喜欢米歇尔一样。现在萨特的任何的偶然爱情似乎都不会影响他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了。萨特还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改编了大仲马的《金恩》，这是演格茨的布拉瑟请他为自己写的，而万达当然在里面演女主角。
　　波伏瓦的小说已经最后定稿。她原定的书名是《幸存者》，是指在年后幸存下来的人们。现在波伏瓦觉得这个书名不妥，因为生活毕竟没有在年结束。她后来想用《嫌疑犯》这个书名，但已经有人在几年前用了。最后郎兹曼提议：为什么不叫《一代名流》呢？于是书名就定下来了。
　　波伏瓦在写作和修改自己的小说时，心情是孤独的。她和萨特都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对它的命运不抱乐观态度。他们估计，《一代名流》可能会同时激怒左派和右派两方，能够赢得千个读者就不错了。
　　年月，《一代名流》出版。出乎波伏瓦和萨特的预料，读者的反响热烈，在第一个月，四万册书就一扫而空。更让他们惊诧的是，评论界是一片叫好之声。资产阶级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带有一种反共的情绪，而共产党人认为这书是赞成他们的，而非共产党的左翼也认为小说是为他们说话。只有少数社会党人和极右派攻击这本书。凡事可遇而不可求，这种众口一致称誉的情况他们已有好多年没有碰到了。
　　书出版不久，波伏瓦得到消息，《一代名流》被推荐去角逐龚古尔奖。她有些感到意外，觉得自己的年纪大了。朋友们劝她参加这次评选：如果你拒绝那就太愚蠢了！波伏瓦同意了。
　　如果能够获得这项文学大奖，她的书销路就会更好，她能得到更多的钱。虽然她现在可以用萨特的钱，也不急着等钱用，但她愿意为她和萨特的共同财产多作贡献。而且她现在住的地方漏得越来越厉害，这笔奖金能让她去买一座公寓。在这个问题上，她不像萨特那样，考虑这种或那种原则。萨特当然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在评奖最后宣布前，她和郎兹曼住进预订的一套房间，在收音机旁等候结果，心中有些紧张。中午，她获知自己已经得奖，于是参加了自家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米歇尔家吃午饭。
　　饭前，萨特送给她一件很适合的礼物一本由安德烈比利撰写的关于龚古尔文学奖的书。波伏瓦尽可能地躲避记者的纠缠，她不想抛头露面，不想张扬。而读者给她写来大批信件。
　　除了国内读者，还有许多陌生人从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给她写信。几个年轻的马达加斯加人给她寄了一个小小的木雕，表示她描述的年的镇压事件使他们多么激动。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有不少评论家和读者总以为她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停地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