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当俘虏，臣子等撕票，抓人质，要赎金，封建制下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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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讲谈到，韩广自立为燕王，不打招呼就主动解除对赵王武臣的隶属关系。武臣有苦说不出，因为他既没法从道德上谴责韩广，也不敢拿武力和人质要挟韩广，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主动送回了韩广的母亲。
　　看上去这是一个积极示好的表现，从此应当燕赵联手，西抗强秦，南御张楚，但谁又想得到，武臣忽然和张耳、陈馀一道，离开了邯郸，出现在了燕赵交界的地带。
　　看来，武臣之所以送还韩广的母亲，只是为了麻痹对手，准备趁着燕国新立的机会，打韩广一个措手不及。武臣被俘
　　但事情偏有这么凑巧，武臣在一次轻装外出的时候，脱离了大部队的保护，竟然被燕国军队捉了俘虏。
　　捉了对方国君当俘虏，接下来该怎么办，相当考验政治智慧。
　　《资治通鉴》这段记载，接下来提到燕国方面的时候，仅仅称呼一个燕字。囚禁武臣的是燕，杀掉赵国来使的是燕。其实司马光针对原始材料，也就是《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做了很细小的改动。《史记》版本里，燕国方面，韩广从头到尾都没露面，唯一的话事人是一位不知姓名的燕国将领，也不知道是这位将领自作主张，还是韩广假装缺席，推出这名将领，表面上自作主张，其实全是自己在暗中授意。
　　燕国将领囚禁了武臣之后，就像绑匪一样，狮子大开口，要赵国拿一半土地来换回自己的国王。赵国派出使者，大概是想探探事情还能不能谈，但燕国的态度很坚决，使者来一个就杀一个，没得谈，再不割地就撕票。
　　这可难坏了张耳、陈馀，遇到这种粗人，似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么问题来了：武臣真的值这么多钱么？
　　答案非常肯定：不值。
　　在国际战争当中，抓人质，要赎金，这是封建制下的常态。所以我们看春秋时代，重量级的贵族一旦被俘，赎金真的可以敞开了要。不仅在古代中国，只要在封建制下，外国的模式完全一样。家族血统是维系封建制的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上的重要节点如果不去好好保护的话，受伤的就不只是亲人的感情，还会动摇社会根基。
　　但武臣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自己自立为赵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核心决策圈的重要成员别说没一个跟自己沾亲带故，甚至认识都还没多久，连熟悉都谈不上。更有甚者的是，赵国的人事管理关系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雇员对老板天然就没有多高的忠诚度可言。张耳、陈馀现在掌握着决策大权，他们反而很有动机寸土不让，坐等燕国撕票。厮养卒
　　就在这个时候，赵国阵营里有一名厮养卒，大约相当于伙食班里负责劈柴烧饭的小兵，在宿舍里向同伴吹牛，说自己可以担任使者，和赵王同车回来。同伴们全都笑他，说使者去了十几拨了，没一个活着回来的，你怎么可能行呢？
　　这名厮养卒竟然真的动身了，见到燕国将领之后，首先抛出一个毫无悬念的问题：您可知道张耳、陈馀是怎样的人吗？
　　燕国将领回答说：他们都是贤人。
　　斯养卒又问：那您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吗？
　　燕国将领回答说：当然是想救回他们的国王嘛。
　　厮养卒笑了：这您就不懂了。张耳、陈馀兵不血刃就轻松拿下赵国的几十座城池，这种人难道会甘心给别人当臣子吗？他们当然也想称王，只不过赵国初定，他们还不敢跟武臣三分赵国，只能姑且隐忍，依长幼次序尊武臣为王，以安抚赵国人心。
　　现在赵国已经安定下来了，张耳、陈馀的称王野心自然又会浮现，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现在您囚禁了赵王，他们两位虽然表面上要救赵王回去，心里可巴不得你们赶紧把赵王杀了，他们才好瓜分赵地，各自称王。一个赵国就已经让燕国难以招架了，等有了两个赵国，以张耳、陈馀的本事，再打着为赵王武臣讨还公道的旗号，联手灭掉燕国岂不是轻而易举么。
　　在厮养卒的原话里，有一句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给我们留下了左提右挈这个不大常用的成语，原本比喻的是两个人互相扶持，后来也用来形容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史记》版本里，燕国将领被厮养卒成功说服，厮养卒果真驾着车，载着赵王武臣回来了。而在《新序》版本里，除了增加了一点文学性的修饰之外，燕国那边的出场人物并不是将领，而是国王，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好理解。古人读史
　　古人读这段历史，对这位厮养卒评价很高。明朝思想家李贽说厮养卒的姓名虽然已经不得而知，但斯就是他的姓，养卒就是他的名，千载不朽，比世上那些自负名望但实则草包的人强太多了。清代学者李清编过一部《历代不知姓名录》把历史上那些姓名失传但事迹闪光的人物搜罗起来，这位厮养卒赫然名列其间。但是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反而很难理解。
　　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厮养卒的逻辑脉络：首先，燕赵相邻，站在燕国的立场，当然不希望赵国强大，这很容易理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武臣放回去，赵国就还是一个完整的赵国，而如果撕票，赵国就会一分为二，从一个大国变成两个小国，这难道不应该是燕国喜闻乐见的局面么？
　　如果说燕国一时失察，上了厮养卒的当，但后面那么多熟读历史的人总不可能连这点道道都看不出来，更不应当把厮养卒一直奉为豪杰。那么最有可能的解答就是：古代对于领土的完整性远没有现代社会这样执念，领土的分与合，城池的割让与放弃，都是可以放在战术层面探讨的话题，只需要计算利弊得失就可以了，并没有上升到不可妥协的原则性上。我们去理解古代历史，就得先去理解古人的观念。他们在意的事情，我们今天未必在意，反之亦然。
　　那么在战术层面上看，厮养卒的道理之所以在燕国那边能说得通，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那就是论本事的话，武臣实在比不过张耳、陈馀。之所以称王的是武臣，而不是张耳、陈馀，只因为武臣占了先机，抢跑了一步而已。
　　如果站在燕国的立场，应付一个由武臣为首的统一的赵国，显然要比应付两个由张耳、陈馀为首的分裂的赵国更轻松。大未必强，小未必弱。而且有武臣压在张耳、陈馀的头顶上，这个权力结构很不容易稳定，注定存在严重内耗。那么站在燕国的立场，邻居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那么一个虚胖的大个子总要好过两个精壮的小个子。
　　换个角度来看，张耳、陈馀是不是真心盼着燕国撕票呢？虽然查无实据，但从各种线索来看，可能性确实很高。以这两个人的一贯表现，看得出他们确实能力强，应变快，人脉广，野心大。如果遇到的是章邯、项羽、韩信那种对手，他们确实无力回天，但应付一个襁褓阶段的燕国，实在绰绰有余了。
　　明朝学者唐顺之就持这种观点，说以张耳、陈馀的本事，哪至于在燕国面前那么窝囊呢。唐顺之相信，张耳、陈馀的小心思确实就像厮养卒说的那样，企图瓜分赵国，独立称王，只是一时之间形势比人强，硬来不得。后来张耳、陈馀拥立赵王歇，收揽赵国散兵，反手击败李良，能力强着呢。
　　这些见解出自《两汉解疑》，唐顺之还写过一部姊妹篇《两晋解疑》，都属于争议很大的史评作品。之所以争议大，是因为唐顺之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价值观随心所欲地超脱于传统儒学的框架之外，在儒家阵营来看当然显得三观不正。比如唐顺之肯定秦桧的投降主义有与民休息之功，这种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也会很招骂的。
　　唐顺之的仕途经历，更是以不近人情著称的，但他对张耳、陈馀的分析相当符合人情事理。现在我们看到的局面是，造反虽然遍地开花，完全能让秦政府应接不暇，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反抗军不但各自为政，而且内讧的苗头已经要压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魏国也要步入复国之路了，使国际局势又增加一个变量。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期回顾：山东六国接连复国，内耗也增加了，尔虞我诈的局势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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