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提出3个要求，中央批示同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时，一向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她，竟然再一次找到了生存的目标。
　　她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努力和病魔作斗争，也希望病愈后，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
　　当选后，贺子珍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多年来的3个要求，中央听完后，立刻批示：同意！
　　贺子珍究竟提出了哪3个要求呢？埋怨李敏和孔令华
　　当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时，她哭了好几天，情绪很低沉。
　　虽然人在上海，但是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李敏家里打电话，打听毛主席的后事处理进度。
　　在电话里，她不断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毛主席？
　　这些电话足以表现贺子珍对毛主席的牵挂和关心，只可惜她不能到北京去，不能送毛主席最后一程。
　　毛主席去世后，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时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敏和孔令华担心父亲的去世会给母亲带来心灵上的打击，在毛主席治丧活动告一段落后立刻赶到上海看望。
　　两人守在贺子珍身边，无微不至照顾她，担心她会经受不起打击，一病不起。
　　当看到李敏两人的时候，贺子珍一边哭一边说：你们的爸爸他走了，为什么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不在身边呢？他走得多么可怜啊！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
　　贺子珍还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该搬出中南海，以至于毛主席晚年的时候，都见不到他们两人。
　　当贺子珍说完这些话后，变得特别安静，每天也不吃饭，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你们没有照顾好你们的爸爸，他好可怜啊！
　　可是贺子珍又如何能明白李敏和孔令华的难言之隐呢？被拒北京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石家庄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
　　贺怡一直想让姐姐来北京，纵然知道毛主席已然再婚，破镜重圆是不可能了。
　　但是能生活在一个城市，偶尔见见面，依靠李敏这个情感的纽带，也是不错的。
　　当贺怡问毛主席，姐姐贺子珍应该怎么办，能不能来北京生活？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让她到这里来吧，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人力无法更改，就按照传统办吧。
　　自从李敏被接到北京生活后，贺子珍就独自一人生活，有了毛主席这句话，无疑是一句福音。
　　然而，当贺怡满心期待到哈尔滨接姐姐到山海关时，她们遇到了阻力。
　　不能到北京，那她又该去哪里？
　　你可以到上海去。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上海工作，贺子珍可以到上海生活，就医，投奔亲人。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到上海生活后，他曾对上海市长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承担。
　　但是陈毅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他告诉毛主席偌大一个上海，还是养得起贺子珍的。
　　谁也没想到贺子珍这一去，后半生基本上都在上海度过，而她的吃穿用度都由上海市委负责。
　　虽然在上海贺子珍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还给她配备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照顾她的身体。
　　但是贺子珍的工作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她不想平白享受国家的待遇和照顾。
　　贺敏学和妻子李丽英也曾因为这个事情向毛主席写过信，希望毛主席能将贺子珍接到北京生活。
　　毛主席很快回了信，告诉他们希望贺子珍能够以大局为重，保重身体，多看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等到身体养好后，再等待上面的安排，不要着急。
　　虽然毛主席没有明说，但是贺子珍知道自己想要到北京的希望，彻底幻灭了。
　　从此以后，去北京和看望毛主席成了她最大的两个心愿。
　　或许是太过忧思，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茶不思饭不想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有一次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激动地用录音机将毛主席的讲话录了下来。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不知疲惫，不知厌烦，就连吃饭和睡觉都抛在一旁。
　　贺子珍精神恍惚，不思饮食，身体也越来越瘦弱，毛主席知道后很着急。
　　只能提笔给贺子珍写信，对她进行宽慰，还在心中嘱咐她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
　　毛主席知道贺子珍有抽烟的习惯，而且不好好吃药，因此在信中特意就这两点进行了说明。
　　虽然没办法陪伴在贺子珍身边，但是毛主席却告诉贺敏学，让他千万照顾好妹妹。
　　除了写信外，毛主席还将李敏送到了上海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一生生育了许多孩子，但是唯一活下来的就是李敏，为了女儿她也不得不配合医生治疗。
　　有了女儿的陪伴和毛主席的关爱，贺子珍的病情好得很快，精神也好了不少。
　　毛主席有什么想要给她的东西和信件都会通过李敏来传达，其中最让她难忘的，还是一条淡黄色的手巾。
　　这手巾虽然很旧，但却是曾经她和毛主席共同用过的，象征着两人之间的情谊。
　　庐山相见
　　在上海百无聊赖的贺子珍接到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的邀请，到江西庐山度假消暑。
　　陪伴贺子珍的是毛泽民曾经的妻子朱旦华，两人曾是妯娌，又是好朋友，在她的陪同下，贺子珍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没过多久，毛主席来庐山开会，李敏给他打电话商议结婚的事情。
　　毛主席觉得贺子珍身为李敏的母亲，孩子结婚应该两人商议，再加上他已经20多年没见过贺子珍了。
　　1959年7月9日晚上，贺子珍被接到了毛主席所在的美庐，当见到记忆中那张熟悉的脸，贺子珍许多话到了嘴边，最终只化成了无声的叹息。
　　这次相会是贺子珍梦寐以求的事情，面对她的无声哭泣，毛主席也很无奈，只能给她倒一杯茶水，说道：我们好不容易才见面，你却不说话，一直哭。
　　万一以后见不到了，你又有许多话想对我说，该怎么办呢？别哭了。
　　短短90分钟的见面，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言欢，只是贺子珍走的时候带走了毛主席的香烟和安眠药。最后的相会
　　1976年9月9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天空和大地被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毛主席的去世，让中国人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曾经他们还有机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可今后，这短短的五个字却再也喊不出来了。
　　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唯有贺子珍出人意料的平静，她双手叉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自言自语：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随后她一个人站在房间里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或许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深爱毛主席的贺子珍在听了这个噩耗后，表现得如此神色正常呢？
　　其实，真正的悲伤不是大哭大闹，而是无声的哭泣。
　　由于她一时之间很难接受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所以她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发呆。
　　李敏在最后一次见毛主席的时候，他曾用左手在女儿面前画了个圆圈，当时李敏不明白父亲要表达什么。
　　后来才意识到他说的可能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那天也正好是贺子珍的生日。
　　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给了贺子珍很大的精神打击，她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精神也很不好。
　　1979年初，孔从洲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作为秋收起义唯一健在的女革命战士，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待遇。
　　更不应该遭受一部分人的迫害，党组织应该给予她该有的照顾，他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听到这一消息的贺子珍激动得病都轻了不少，精神也好了很多。
　　她知道党中央并没有忘记她曾经作出的贡献，虽然她如今不能参加会议，但这也是对她莫大的安慰。
　　在医院的她坚持要下床迎接组织的人，还特意换上了崭新的浅灰色上衣，一双崭新的布鞋。
　　看到他们，贺子珍提出了自己的3个要求：第一，想到北京去看看，她走了这么多地方，北京还没游览过；想去看看毛主席，圆她一个心愿；想到天安门去转一转，这是丈夫毛主席和其他革命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无数革命志士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贺子珍的这3个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示，1979年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
　　她觉得身体情况不错，很适合到处走一走，于是她提出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中央回电：会派出专机接待，请她稍安勿躁。
　　贺子珍来到北京没几天，就遇上了毛主席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她在女儿和医护人员的陪伴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见到毛主席遗容前，她特意整理了一下情绪，担心情绪太过激动，会破坏纪律。
　　贺子珍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情绪，可是当真正看到静静躺在那里的毛主席时，她的情绪来得那么快。
　　为了不哭出声音，她死死咬着准备好的白手帕，强忍内心的痛苦和激动。
　　每次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她就仰一仰头，把眼泪逼回去，一滴眼泪在眼眶里转动了上千次，最后又回到了身体里。
　　自从庐山一别后，已经20年了，再一次见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形，让她如何不激动？如何不感慨？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安详躺在水晶棺里，面色红润，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
　　可是想要对话，却不能，只能静静地看着。
　　一层透明又冰冷的水晶将毛主席和其他人分割开来，这一次她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毛主席的眉眼。
　　上一次在庐山会面的时候，由于情绪太过激动，贺子珍只顾着自己伤心，都没能好好看毛主席。
　　熟悉的面容，熟悉的睡姿，这就是和她有过十年感情的丈夫，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这场无声的对话，进行了十多分钟，最终在贺子珍泪流满面中结束，多年的心愿终于了解了。
　　贺子珍坐在轮椅上，一直不肯离去，想要多看毛主席几眼，弥补当时的愧疚和遗憾。
　　她甚至经常在想，为什么当初非要赌气去苏联？为什么毛主席都写信了，还执意留在苏联生活？若是当初及时回头，会不会生活就不一样了呢？
　　只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自己的选择只能自己负责，自己承担。
　　走出纪念堂后，贺子珍依旧看着毛主席长眠的地方，她扭过头去看着纪念堂，这一次她的眼泪终于滴落在轮椅上。
　　看着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头像，贺子珍动了动嘴唇，仿佛要表达些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或许是因为中风，没办法清晰表达，也或许只是她的喃喃自语。一病不起
　　贺子珍在301住院的时候，有许多领导人都到医院去看望过她，还送上了花篮和补品。
　　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老战友不能到医院看望，就通过电话表达对贺子珍的关心。
　　贺子珍盼望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自己来北京的这一天，这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毛主席奋斗多年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李敏和孔令华也希望贺子珍能在这里生活，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贺子珍却拒绝了，女儿大了，有自己的家庭，而且相比北京，她更喜欢上海，毕竟是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中央组织部告诉贺子珍，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只要她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1981年5月，中央派出专机，将贺子珍送回了上海的华东医院。
　　在医生的全力救助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的病情逐渐好转，但是没过多久，贺子珍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除了中风外，还出现了肝炎、糖尿病等许多并发症。
　　无论医生如何治疗，她一直高烧不退，反反复复，情况比较棘手。
　　在医院治疗了许久，病情反而越来越重。
　　为了抢救，中央集中了北京的权威专家来上海协助治疗贺子珍，还说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贺子珍。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像贺子珍这样常年遭受战乱的女战士，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因为年老体弱，再加上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正在家里照顾生病不起的李敏，突然接到电话说贺子珍病危，希望他们能尽快赶到上海。
　　李敏拖着病体来到上海，直奔医院。
　　李敏到来后，贺子珍的烧竟然退了，而且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糊涂。
　　大家都以为贺子珍病情好转，心中的石头刚要落地，可是没想到这不过是回光返照。
　　18日晚上，她再一次陷入昏迷，体温也一直升高，所有权威的医生都进行抢救。
　　抢救室的灯亮了一晚上，医生都没有出来。
　　李敏隐隐发觉母亲这次凶多吉少了，她紧紧握着孔令华的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力量和安慰。
　　第二天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也逐渐趋于直线，一直到心电图发出响声后，医生才停下了手中的抢救工作。
　　他们摇了摇头，看着贺子珍咽下最后一口气，为贺子珍盖上白布，通知了在外等候的家人。
　　这位饱经苦难的革命女战士终于可以休息了。
　　贺子珍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虽然没办法和毛主席葬在一起，但是也享受了烈士该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