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团长背后开枪，打死政委，流泪说对不起，我是执行命令

　　作者：武陟东旭
　　去把政委打死掉！抗联团长低声对警卫员说道。
　　1938年9月，抗联第7军独立团政委和团长一前一后去开会，警卫员和团长并肩而行。途经一片小树林，团长突然目光严厉，对警卫员这样交待。
　　警卫员一听犹豫了，他不知所措。
　　团长为何要打死政委，背后有何隐情，政委最后的命运如何？
　　走在前面的政委，名叫毕于民，1909年生于山东莱芜。20岁那年，他和母亲到了黑龙江虎林县倒木沟落户。
　　日寇占领东北后，毕于民和许多热血男儿一样，毅然拿起枪，加入了抗日武装。
　　1933年3月，毕于民加入了饶河农工义勇军，不久后加入组织。
　　毕于民虽然没有文化，更没有上过军校，但是他有勇有谋、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受到上级倚重，职务不断提升。
　　到了1938年，毕于民已经是抗联第7军独立团政委，在部队威望很高。
　　而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5万元要他的人头。
　　那么，作为毕于民的搭档，团长为何要下令警卫员向他开枪？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抗联的历史和当时所处的环境。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东北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有红枪会、大刀会、救国军、自卫军等。这些抗日武装声势浩大，总兵力30余万，但是各自为战，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度陷入困境。
　　1933年5月，组织上决定将这些武装进行整合，编为7个军，总兵力1万余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了11个军，总兵力3万余人。
　　这时候改名东北抗联，开始对日军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
　　日军惊恐万分，调集重兵进行讨伐，对抗联进行封锁和袭击。
　　与此同时，敌人还采取了诱降策略，策反抗联将领。
　　由于敌人的封锁，抗联孤立无援，陷入困境，不但没有弹药，粮食供应也出现问题，战士们常常饿肚子。在此情况下，有的抗联将领意志薄弱，先后投敌。
　　仅仅是1938年6到10月，就有10个抗联将领投敌，包括两个参谋长、两个政治部主任和6个师长。
　　这些人虽然参加抗日活动早，但加入组织较晚，但出身复杂，思想上没有很好地改造，经不起艰苦残酷的考验。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有的抗联干部神经紧绷，有时候草木皆兵，难免怀疑身边再出叛徒。抗联第7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就是其中一人。
　　郑鲁岩能力突出，对革命作出较大贡献。他是山东日照人，20岁参加革命，23岁加入组织。
　　到1936年，他已经是东北人民革命第四军第2师师长。
　　同年11月，2师扩编为抗联第七军，郑鲁岩升任军政治部主任。
　　可以说，郑鲁岩经历了生死考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郑鲁岩有性格缺陷，那就是好胜心强，心胸狭窄。
　　很多人在没有发迹的时候，善于韬光养晦，性格缺陷被隐藏，随着职务的高升，这些毛病慢慢暴露出来。郑鲁岩的表现是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下属的意见。他甚至见不得部下比自己优秀，说不好听点就是嫉贤妒能。只要比他强，敢于坚持原则，跟他发生争执的，他都怀疑人家想叛变。一旦怀疑上，就想办法将对方拿下，甚至整死。
　　在当时，抗联所处环境艰难，各部跟总部联系困难，这就给郑鲁岩提供了机会。
　　1938年10月，郑鲁岩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处死了抗联第七军特委委员徐凤山。
　　接着，他又把矛头对准了不听话的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主任、独立团政委毕于民等人。
　　除掉这些将领，难道不怕别人质疑吗？
　　郑鲁岩非常有手段，那就是以锄奸的名义，说他们要投敌。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一说是锄奸，大家都无话可说。
　　1938年11月20日，抗联第7军各团领导接到了政治部主任郑鲁岩的通知，要他们在22日到饶河大别拉炕集合，然后往军部开会。
　　独立团的李团长和毕于民政委准时赶到了饶河大别拉炕，与其他团的几位团长、副团长会面之后，一同赶往会场。
　　这时候的李团长，已经接到密令，要在路上除掉即将叛变的毕于民政委。
　　李团长打算在路上下手，可是毕于民的警卫员小郑是神枪手，还武艺高强，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于是他对小郑说：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够多了，毕政委的安全完全有保障，你就在大别拉炕休息休息吧，人太多了，目标大。
　　既然团长这样说了，毕于民也不好说什么，也没有多想。小郑目送着自己形影不离的毕政委远去，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上路不久，天气骤变，刚才还晴朗的天空阴沉下来，不一会还飘起了飞雪，很快地面上就落了几厘米厚雪花。
　　团领导和警卫员裹紧了皮袄，将脖子缩在衣领中躲避飘落的雪花。
　　他们只顾着看前面的路，没有心情左顾右盼。
　　李团长一看心里暗喜，动手的机会来了。
　　这时候，王团长和毕于民是并肩走着的，拿定主意动手之后，李团长放慢了脚步，与对方拉开了距离，跟自己警卫员并肩走在后面。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进入一片小树林之后，李团长目光严厉，悄悄对警卫员说要打死毕政委。
　　警卫员一听犹豫了，他感到太突然了，政委平时对战士们很好，深受大家爱戴。团长也是自己的好领导，他为什么要下令向政委开枪？
　　警卫员一犹豫，李团长急了，唯恐毕于民回头，错失良机，于是他不等警卫员开枪，自己先掏出枪来，对着毕政委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走在更前面的贾团长、王副团长听到枪声，惊愕地转身质问：怎么回事？
　　李团长慌乱中又向他俩开枪，警卫员也鬼迷心窍，向首长开枪，走在前面的两位团长猝不及防，中弹倒下。
　　李团长握着冒烟的手枪走上前来，用手放在3人的鼻子上探了探，他们已经没了气息。
　　李团长脱下军帽，弯腰鞠躬，然后流着泪对3人的遗体说：我也不想这样，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请你们原谅！
　　李团长和警卫员一起，用干树叶遮掩了3人的遗体，然后去向郑主任复命了。
　　问题来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并不是抗联7军主官，上面还有军长、政委，他怎么有权下令处死一个团长？
　　其实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作为抗联第7军政治部的主任，郑鲁岩跟毕于民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早就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他偷偷伪造了第7军的公章，给独立团李团长下了一道密令，让他在团长们开会的路上枪决毕于民。
　　李团长看到了带公章的密令，不再怀疑，选择了执行。
　　郑鲁岩如此丧心病狂，并不只是嫉贤妒能那么简单，这还跟他的妻子有关。
　　1937年，郑鲁岩娶了个女大学生，名叫赵贵顺。
　　此女身材好、皮肤好、声音甜，还会撒娇，郑鲁岩爱不释手。
　　谁知，赵贵顺是一个特务，嫁给他别有用心，是受命来瓦解抗联队伍的。
　　很快，郑鲁岩就被诱惑、腐蚀，产生了投敌念头。为了给敌人交投名状，他以锄奸为名，残杀抗联将领。
　　东窗事发后，郑鲁岩选择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郑鲁岩被苏联红军抓获，带到了苏联。
　　在那里，他巧舌如簧，说自己是卧底，根据上级安排，潜伏到了敌人内部。苏联人一时搞不清楚他的底细，将其送回了东北。
　　1946年5月27日，回国后的郑鲁岩俨然成为隐蔽战线的英雄，还担任了虎林县民主政府秘书。
　　1946年7月，郑鲁岩被派往长春，到龙井军大学习。
　　这时候的他做梦都笑出了声，认为自己很高明。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后，他的特务妻子落网，将他供出了。
　　当时他正在学习，突然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杀气腾腾冲他走来。
　　他心说不好，撒腿就跑，想逃之夭夭，但为时已晚。
　　警卫战士将其制服，捆了个结结实实。
　　1949年12月中旬，郑鲁岩被判死刑。
　　而误杀了3位战友的李团长，也在一年后与敌人的交战中英勇牺牲。
　　历史是公正的，含冤而死的毕于民被追认为烈士，永远受后代敬仰。认贼作父的叛徒郑鲁岩，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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