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皇制度在平安初期有哪些具体的演变过程？

　　一平安初期上皇制度的演变
　　飞鸟及奈良时代的皇位禅让一般都是长辈禅位给晚辈，或者是年长者禅位给年幼者。自平安初期平城、嵯峨、淳和之间的禅位起，开始出现同辈之间的禅位，其中平城、嵯峨是同母兄弟，嵯峨、淳和则是同年出生的异母兄弟。飞鸟及奈良时期的上皇退位时的平均年龄超过52岁，而平安初期的几位上皇，除淳和帝48岁退位，其余上皇禅位时均不满40岁，其中清和帝更是27岁退位，上皇开始呈现年轻化态势，进入平安中后期，上皇年轻化则更为普遍。
　　平城上皇的复辟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于统治阶级的震撼是巨大的。壮年退位的上皇，很容易像平城上皇一样成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但嵯峨帝通过辞尊号及上皇宣下仪式主动明确了自己处于天皇之下的政治地位。嵯峨帝退位后不再直接干预政事，主动远离权力中枢，这一做法宣示了上皇对共治权的放弃。但嵯峨上皇凭借着深厚的政治影响力，仍旧以皇族最高尊长的身份掌管着皇族事务，然而从结果来看，嵯峨上皇是以自身的权威来抑制上皇权的膨胀，从而维护皇族内部力量的协调以及君主的至高地位，也使得上皇的私人属性逐渐增强，并最终超过其政治属性。
　　平安初期上皇的政治属性开始减弱的一个较明显的表现是上皇对于皇位继承的决定权有所减弱。上皇是为了解决继承问题而出现的特殊历史产物，指定继承人的权力也是飞鸟及奈良时代的上皇权力的基础，在平城帝禅位之初，其仍旧保有这一权力，因此其子高岳亲王得以成为储君。然而经过药子之变，虽然平城上皇还保留着上皇尊号，但他已经没有权力指定下任天皇的人选，其子高岳亲王的太子之位遂被废除，平城一系失去了皇统的地位。
　　嵯峨天皇在废掉原太子高岳后没有直接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是册立了异母弟大伴亲王（淳和）为皇太弟；淳和天皇继位后又册立嵯峨帝之子正良亲王为皇太子，淳和帝在位十年即让位于正良亲王，是为仁明天皇，由此出现了嵯峨、淳和两系皇统。淳和上皇察觉到两统迭立的不稳定性，因此在仁明天皇册立恒贞亲王（淳和帝子）为皇嗣时，淳和帝多次上书极力反对，但最终恒贞亲王还是被立为太子。
　　一般认为这一决定是嵯峨上皇的安排，其中固然有对淳和帝投桃报李的人情政治的成分，但嵯峨上皇也是真心喜爱并支持恒贞亲王的，恒贞亲王的生母是嵯峨帝的女儿、仁明天皇的同胞妹妹正子内亲王，所以恒贞亲王既是淳和上皇的嫡子又是嵯峨上皇的外孙，如果他即位为帝可以使嵯峨、淳和两统合一。淳和上皇崩御后，恒贞亲王仍能保有东宫之位，正是归功于嵯峨上皇的庇护，然而在嵯峨上皇崩御后，即发生了承和之变，恒贞亲王随即被废黜，仁明与良房妹顺子所生的道康亲王被立为皇储。
　　至此平城、嵯峨、淳和三位上皇对于皇位继承的安排均未能实现，可以看到上皇指定继承人的权力逐渐减弱，此后的摄关时代皇位的继承更是由藤原氏外戚掌握，天皇与上皇都很难再有指定继承人的权力。除了对皇位继承权的掌握减弱，平安初期的上皇制度在其它方面的演变也一直影响到后世：伴随着上皇宣下仪式出现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如迁宫及上皇御料的出现等，在后世也逐渐定例化，并成为上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嵯峨上皇在其退位之前先迁于冷然院、诏右大臣藤原朝臣冬嗣曰：‘朕思传位于皇太弟（淳和）矣、今将果宿心、故避宫焉。’
　　嵯峨天皇从平安宫的皇居内里迁移至冷然院这一行为称为避宫，后世避宫逐渐演化为让位仪式中的一个固定环节：让位帝要先离开皇宫迁至宫外的新居所即院御所，之后再举行让位仪式。摄关初期编撰的《贞观仪式》，在《让国仪》部分有记载称天皇预去本宫，百官从迁于御在所，即为迁宫仪式。为了保障离开皇宫的嵯峨上皇的物质生活水平，淳和天皇先后两次共赐给嵯峨上皇两千户封户，此后封户就成为上皇御料的基本组成部分，两千户也成为上皇封户的标准数目。
　　在嵯峨上皇通过上皇宣下仪式获得了太上天皇尊号的同时，平城上皇依然在世，于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帝二太上的情况；淳和帝禅位后也是嵯峨、淳和两位上皇并尊。在早期上皇拥有上皇权的前提下，上皇作为皇权的支持者与天皇共同执政，上皇禅位的目的就是维护天皇的合法性并辅佐天皇，所以一位天皇在位时期只有一位上皇，若有两位或多位上皇，不免与早期上皇制度的初衷相左。
　　然而在上皇放弃上皇权的前提下，即使有多位上皇也不会对政局产生太大影响，因此一位天皇多位上皇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其后的摄关院政时代及南北朝时代，一位天皇多位上皇和一位上皇历经多朝的情况更为常见，虽然与禅让频繁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政局混乱有绝对的关系，但究其源头，皆本于平安初期淳和朝的平城、嵯峨及仁明朝的嵯峨、淳和等上皇并立的先例。
　　在同时有两位上皇的情况下，会以先太上天皇后太上天皇来区别两位上皇，如嵯峨、淳和两上皇：承和元年正月癸丑，（仁明）天皇朝觐后太上天皇（淳和）于淳和院（中略）乙卯天皇朝谒先太上天皇（嵯峨）及太皇大（太）后于冷然院。也有根据退位后是否出家而直接以法皇上皇相区别。
　　同时有超过两位上皇的情况下，则按退位顺序以本院一院中院新院等称呼区别各位上皇，也可以直接称其为某某院，如宇多上皇为亭子院等等。虽然平安初期的几十年时间在一千多年的上皇制度发展史上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但却是上皇制度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期，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间上皇制度的发展基调，直接关系到摄关政治的产生，也为院政奠定了政治经济上的远因。二平安初期的官制及行政方式的演变
　　日本大化改新后先后颁布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一系列法令，其中也规定了律令官制，律令官制的定制为太政大臣一人、左右大臣各一人，大纳言四人、少纳言三人等众多官职及定员，从正一品到少初位等级明确。但由于最初的官制依照唐例所制定并不完全符合日本实际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日本的封建官制不断删补，逐渐向本土化、实用化发展。平安初期开始编纂格式，在法律层面对律令进行修正增补；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变化表现为藏人所和检非违使的出现以及行政方式的演变。
　　藏人所的官员和检非违使这类在律令之外新设立的官职被称为令外官。令外官并非平安初期的新产物，在此之前就有内大臣、中纳言等令外官。具有临时代理意味的权官如权大纳言等职位，由于不在律令官制规定的人数内，在严格意义上也属于令外官。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出现在嵯峨天皇时期。律令制下与天皇联系最为紧密的机构是内侍司。内侍司是后宫十二司之一，完全由女性组成，内侍司的定员为长官尚侍二人；次官典侍四人；三等官掌侍四人；以及人数众多的下级女官女孺。
　　内侍司的长官尚侍起初为从五位位阶，由于奈良时代女帝众多，越发显示出内侍司上传下达的重要性，于是位阶有所升迁；之后平城天皇嬖爱尚侍藤原药子，更是将尚侍位阶升为正三位。由于天皇与臣属间的宣旨与奏请都通过内侍司长官来传达，所以尚侍的地位十分重要。嵯峨天皇即位初期，由于尚侍藤原药子随平城上皇留居平城宫，易导致信息不畅、机密流失等弊端。因此嵯峨天皇设立了直属于自己的秘书机构藏人所，藏人所最初设立时长官称为藏人头，共二人，分别由嵯峨天皇的亲信藤原冬嗣和巨势野足担任。
　　摄关时期开始设置藏人别当，一般是由公卿兼任的虚职，实际掌管藏人所的仍是藏人头，统辖藏人所内的五位藏人、六位藏人、出纳、杂色等职人。检非违使于嵯峨天皇弘仁七年初见，分为左右两部分，最初定员较少，左右分别有官人一人、府生一人、火长五人，主要掌管京城窃盗犯罪之事。之后人员逐渐增加为左右分别有佐一人、尉一人、志一人、府生一人、火长九人，执掌权限也不断扩大，僧俗刑民均有涉及，掌管区域范围也从平安京内扩展到周边地区，成为天皇身边有力的暴力机关。
　　行政方式的演变是伴随着行政地点的迁移而发生的。早在飞鸟时代就建有君主与大臣商讨国事的固定场所，到了奈良时代逐渐固定为朝堂院，朝堂院是平城宫内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各部门官员聚集在朝堂院处理政务，下级官员将待处理的政务汇报给上级，经过层层审查及反复讨论得出处理意见，最后由太政官的长官决定最终处理意见或者直接由天皇作出裁决。位于朝堂院正北端的是大极殿，殿内设有天皇的御座，天皇坐在大极殿即可看到朝堂院中官员们处理政务的场景。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在平安宫中也建有朝堂院，不过此时与朝堂院担任同样职能的，还有紫宸殿。紫宸殿位于平安宫内里，即天皇的私人生活区域。但紫宸殿虽然处于内里，却也是处于内里中轴线上最具有开阔性及仪式性等特殊地理位置的建筑；虽然无法与朝堂院相比，但仍具有一定的体现中央集权的象征意义。而到了平安中后期天皇听政的场所则迁移至清凉殿，清凉殿一般作为天皇的寝殿是属于天皇的私人空间，显然不再具备朝堂殿的象征意义。
　　而事实上天皇是否听政也是无法保证的，虽然原则上作为律令君主的天皇应该每天上朝听政，有部分天皇也确实做到了勤政，但这种理想模式并不是每一代天皇都能做到的。平安前期多数天皇还能坚持在固定的日期上朝听政，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除了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天皇很少再亲临听政。
　　平安时代初期朝堂上氏姓贵族势力对比也开始发生变化，旧氏族由于政治斗争等缘故逐渐被削弱甚至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兴的氏姓贵族，发源于皇族的源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嵯峨天皇的子女众多，为了节省皇室开支，嵯峨天皇将其中二十几位母亲身份较低的皇子女降为臣籍，赐源朝臣姓，其后的清和帝也将子女赐姓源氏，源氏逐渐成为皇室子孙最常见的赐姓，并作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姓氏开始活跃在日本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