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安宁曹溪寺木雕三大士像考释

　　安宁曹溪寺是云南著名禅宗古刹，历史悠久，香火鼎盛。寺内佛像精美，有明塑西方三圣像，清代铁质大黑天像等。其中正殿宝华阁内供奉木雕三大士像，极为精彩，值得一探。
　　曹溪寺位于昆明安宁市温泉镇对面的葱山中支，寺内外林木掩映，芳草如茵，泉壑奔流，云气蒸腾，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曹溪二字，源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广东韶州曹溪建宝林寺（今南华禅寺）弘法的典故，之后中土禅宗兴盛，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云：凡言禅，皆本曹溪。另说曹溪寺与宝林寺地貌相仿，皆有溪泉，故而得名。
　　曹溪寺的历史沿革
　　据传安宁曹溪寺始建于宋代大理国（11271253）时期，可惜尚未发现明确纪年的文献或寺志。元代时，寺庙概况已无可考，但当时所植的优昙树（云南山玉兰）和梅树流芳至今。不知何故，寺院逐渐荒废。
　　明嘉靖十二年（1533），五叶禅师道成等僧众在原址重修，使祖灯重耀，法鼓再朗，并邀请当时遭贬云南的著名状元杨慎撰写《重修曹溪寺记》，云：连然金方，堂川宝地，蔚何名蓝，实日曹溪。衡六祖之云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远矣！碑记中杨慎还提到昔日的曹溪寺楼殿撑天，梵呗沸地，福田连陌，岁入千钟，香积食指，无虑近万。十年后，杨慎再次游寺，写下《宝华阁记》大赞寺内元代所留优昙树。近百年后的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曹溪寺，见杨慎当年所立两碑，乃拂碑读之，知寺有优昙花树诸胜，急忙觅纸录碑。徐霞客在游记中描述了欣赏优昙树的情形，在离开时他还特意将花叶摘数叶置囊中以为纪念（《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完成曹溪寺大规模修葺，并为优昙树特建护花山房，立《护花山房记》碑。同治八年（1869），曹溪寺毁于兵燹。光绪七年（1881），住持续慎募资重修。
　　1939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人员对曹溪寺进行了现场勘察测绘，提出正殿宝华阁仅下檐为元代原物，上檐斗拱及门窗装修，似经明代修改。并认为寺内佛像亦皆明塑（梁思成：《未完成的测绘图》，第3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0年曹溪寺迎来史上最大规模勘测和修缮，2015年宝华阁文物工程保护荣获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奖，此事标志着历经八百余年风云变幻的曹溪寺重获新生。
　　曹溪寺的始建年代
　　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1274年元朝置云南行省。元初，御史郭松年巡行云南时曾在其《大理行记》描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大理国所遗留的尚佛风俗可见一斑，甚至重释轻儒。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录本地人：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根据现有材料推断，曹溪寺在元代已经存在，至于是否为宋代大理国时期所建，有几条线索提供了间接可能：
　　首先，曹溪寺虽多次修葺，但仍见宋代建筑遗风，如宝华阁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七架梁前后双步梁结构形式。殿堂上下檐均施铺作，上檐为四铺作里转七铺作，下檐为四铺作里转五铺作。材广23厘米，平均厚15厘米。折合成广七寸五分，厚五寸，符合宋代《营造法式》三等材做法。
　　其次，离曹溪寺不远处有安宁法华寺石窟，其主要开凿时期为宋代大理国时期，所谓法盛之处必有丛林。
　　另外，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特意表现了迦叶尊者、达摩大师、慧能大师等禅宗法脉在云南的传承，说明至少在大理国时期，禅宗已在当地广为弘扬，而曹溪寺恰好是云南为数不多的早期禅宗寺院之一。
　　三大士像
　　曹溪寺大殿宝华阁内正面供奉着明代所塑西方三圣像，其背墙供奉有木雕漆金三尊圣像（图一、图二）。1956年全国佛协会副秘书长周叔伽来访时，认定此三尊圣像为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居中，左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乃为大理国时期遗物。也有学者认为此三尊为东方三圣，中为药师如来和左右胁侍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台湾学者余冠宪在其作《云南安宁曹溪寺华严三圣述考》中提出，此三圣像应为具有大理国遗风的制作于明代初期的观音菩萨（中）、文殊菩萨（左）、普贤菩萨（右）三大士像。
　　1。名称考与三大士信仰
　　结合宝华阁文物保护成果，再经实地考察，笔者认为此三尊圣像应为三大士，制作于元代。
　　首先，三圣像皆身着菩萨装，高发髻，以宝冠、臂钏、璎珞、飘带等装饰，根据《佛说造像量度经》描述的佛之形象，三尊圣像并无佛像常见的肉髻、白毫等特点，而更似菩萨像。
　　其次，居中主尊头冠左右两侧雕有化佛（图三），应排除为佛像可能，而更似观音菩萨像。据《佛说观无量寿经》《龙树十二礼》《千光眼秘法经》《大日经》等佛教经典记载，观音菩萨头冠有化佛，如《大日经》曰：北方大精进，观世音自在者，光色如皓月，商却军那花，微笑坐白莲，髻现无量寿。三尊圣像皆为菩萨像，而居中又为观音菩萨，故判断为三大士像。
　　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构成了佛教的三大士信仰及造像组合。敦煌莫高窟的第161窟、山西五台山的显通寺、四川成都的文殊院、台湾的龙山寺等，都可见三大士造像的历史遗迹。
　　据考，三大士造像始于唐代，宋明之际三大士信仰普遍流传。由于密教的传人，早期三大士中的观音菩萨都是以密教形态出现，或为十一首、八臂、三十二臂、千手千眼等。如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西峰第九号窟的三大士造像和敦煌莫高窟161窟的三大士变，观音都以密教十一面形象显现。早期密法修行多依旨特定的菩萨或护法为本尊，并不特别强调佛的修持，故出现了本尊取代主佛单尊修法的情况，在密法中，观音菩萨具有佛格地位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华严思想的传播，使华严三圣组合逐渐普及。较之毗卢遮那佛，观音形象更令人容易亲近，而在禅观修行中观音取代了毗卢遮那佛。华严宗认为观音、文殊、普贤所代表的性德集中体现了佛教的奥义。观音居中，其左为文殊、右为普贤，分别代表了佛教的大悲本体、菩提智慧、方便愿行。密宗和华严思想的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三大士组合造像。
　　2。艺术风格与年代
　　曹溪寺三大士像之主尊观音大士像，通高约3。3米，左右文殊、普贤菩萨像通高约2。6米。根据北京国文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曹溪寺彩塑数字化勘察测绘中期汇报》的勘察结论，三尊圣像的头部与躯干部分皆由一整块榆木雕刻而成，其余各装饰部分如飘带、宝冠等多为泥塑，由铁钉和榫卯结构连接而成。普贤圣像的须弥座为硬木松，其余须弥座也都为榆木。木材资源应来源于当地，木材含水率与昆明地区平均含水率相一致。通过对佛像的透视扫描，发现每尊圣像胸部有掏空装藏现象（图四），此种做法与剑川县石宝山大理国石窟造像类似（图五），同属一种装藏风格，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装藏物已不见。
　　三大士皆为结跏趺端坐于仰莲上，莲下为亚字型须弥台座，内中空，佛像背后有镂雕彩绘莲花火焰纹背光。左右文殊、普贤二大士背光为莲瓣形制，装饰莲花火焰，象征菩萨种种圆满功德，中央上方饰火焰摩尼宝珠，象征光净离垢，除去无明之苦。三尊大士皆面如满月，高髻宝冠。大士发绺垂肩，上身搭帔帛天衣，下身着霓裳法裙，璎珞遍体，双臂饰钏（图六），身形端正，细腰圆腹，通体漆金，妙相庄严。中间大士双手于胸前结合掌印，左右二大士结说法手印。这种带有明显东印度密宗又兼具汉地造像特点的艺术风格，属于大理国佛教造像特征。《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图七、图八）、千寻塔出土大理国佛教造像（图九）以及剑川石窟、昆明地藏寺经幢、安宁法华寺石窟都有类似特点，特别是臂钏饰法和大理国佛像几乎一致（图十）。中间观音大士背光极为精彩，其正面饰圆形莲纹火焰头光，头光上方饰象征密宗五方佛圆满五智的五朵莲花，其下左右各有摩羯龙，双足立于宝帐大梁上，大梁三层，饰莲纹，左右坠垂花吊筒，最下层横梁为清代后添行书云峰禅林静，海天法界宽禅偈。梁下撑金刚柱，左右各有一孺童力士（婆罗拿）手举梁骑羚羊（合罗拿），周匝祥云围绕，象征自在。此种背光形制源于印度笈多造像（图十一），之后经东印度（图十二）传入西藏等地，在内地同类实物始于元代，北京居庸关云台卷门、元代补刻的宋版《碛砂版大藏经》（图十三）以及同时期黑水城和萨迦寺等地的出土唐卡等均有所见。就云南而言，大理国时期佛教造像均未发现类似资料，最早的物证是大理市佛图寺塔出土的元代《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五》扉画（图十四）。
　　综上，曹溪寺三大士像具有明显的大理国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但是结合建寺历史和观音大士的背光形制，其制作年代应在元代。由于历史悠久，且为木制材料所限，圣像几经修补。仅贴金工艺就有两种：一为现在胎体表面贴纸，然后在纸层上涂刷薄泥层，再在泥层表面绘制红色颜料，最后贴金于红层之上；一为先绘白底层，然后绘制红色颜料层，最后贴金。颜料层经过多次重绘，工艺也至少有四种。通过透视分析，圣像的莲座、手、飘带等局部也有用松木替换或者断后修复现象。饱经沧桑的圣像能保存至今，已是殊为难得。
　　（本文的写作得到张永康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云南省文物局、安宁市文物管理所为作者提供了材料和实地考察的方便，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