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漫谈七

　　读《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札记七
　　本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文字狱在中国并没有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以后，又经历了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民主革命。可是，甚至到了1949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以后，文字狱现象反而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运动，更加频繁，更加猛烈。
　　1、早在建国之初的一九五一年，就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评党内某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提出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问题。1957年，开展了反右斗争，全国约55？5万人，因响应党的号召或甚至是被强迫向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多少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彭德怀的一篇万言书，批评大跃进，而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有300多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文革时期，有一首流行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可以反映出那段时期对文字、语言犯罪管束的严酷。
　　1962年，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连载。小说因涉及陕北革命历史问题而在中共高层产生了不同看法。康生就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说小说是为高岗翻案。8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会议期间，康生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发明，递给正在讲话的毛泽东，毛泽东就念了这个条子。不料，这句话反被康生说成是毛主席最高指示，用来批判《刘志丹》，并追查幕后黑手。小说被停载，作者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也因当初曾同意创作小说而于1965年被降职为洛阳某工厂副厂长，文革时又受到批判，直至1979年才平反。
　　六十年代中期，有一个女人开始在中国政坛露出峥嵘，这个人就是自比则天武后、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手自许的江青。她说她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哨兵，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
　　1965年，她跑到上海，和姚文元等人一起，搞了一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但批判《海瑞罢官》最初遭到了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反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各大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市委的《北京日报》都不予发表，江青只好拿到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市委也顶着不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因此说北京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就成为文革运动的拦路虎、绊脚石，成了文革运动第一批被打击的目标。
　　大约是在1966年的上半年，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学校里传言，中央又揪出三个反党分子，叫燉蛋、咸鱼、豆腐渣，我们学校的校长说，听这名字就不是好人那三人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当时，邓拓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吴晗是北京市文教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1961年，为响应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邓拓应邀在《北京晚报》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共发表杂文150余篇。以后，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杂文。然而，不久就在继批判《海瑞罢官》以后，发动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都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成员，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打击北京市委的突破口。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关进监狱；他们成为文革时期文字狱第一批牺牲品。
　　1966年，江青又跑到上海，召集部队4个文艺干部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看了十几部电影、戏剧，搞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被称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此后，以《纪要》为根据，展开了对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并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批评和创作。
　　2、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标题表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所要批判的并不是个别或者某些文化现象，而是涵盖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现象。批判和继承，本是哲学上的概念，符合任何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文革的批判则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大师，违背了批判与继承这个哲学真理，也违背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是，孔子、孟子、韩愈、朱熹被拉出来批判；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遭到焚毁；剧团里演戏的龙袍、皇冠被焚之一炬；就连有龙形图案的水缸、盆子，也当作四旧被砸毁。建国以后的文化也被彻底否定，说建国十七年，文艺界实行的是一条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那些充满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热情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小说、散文，突然间就都成了黑书、毒草，受到批判、禁毁。如红色小说：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三花《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两歌《清江壮歌》、《青春之歌》，两秋《晋阳秋》、《小城春秋》等和秦牧、杨朔、何其芳等人的散文。说：《晋阳秋》是宣扬刘少奇的投降哲学，《保卫延安》是为彭德怀评功摆好，《小城春秋》是为陶铸树碑立传，《红日》是美化国民党军队七十四师，《苦菜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而《红岩》则是因为当时江青的亲信、公安部长谢富治的一句话。谢富治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第三兵团政委，解放重庆时，他到过渣泽洞、白公馆，文革时一次他说：在渣泽洞、白公馆是不可能逃出来的，那里面活下来的都是叛徒。于是，渣泽洞、白公馆里幸存的人，都被打成叛徒、特务，而《红岩》的作者也在其中，他们的书也就成了毒草。作家曲波在文革前，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林海雪原》，还有一部是《桥隆飙》，据说曲波在文革时期曾顶撞过江青，因此他的《桥隆飙》受到批判也就不奇怪了，但《林海雪原》却没有被批，书中的智取威虎山部分，还被改编成现代京剧样板戏，红极一时。原因是小说反映的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事情，而东北解放战争的最高领导人是林彪。还有一个叫做《芦荡火种》的沪剧，表演的是抗战时期，江南一个女地下党员掩护新四军伤员的事情，开始也受到了批判，罪名是歌颂地下路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毛泽东是武装斗争的代表，他1927年上井冈山创立了人民军队，以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刘少奇早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另一条线，文革中被称为地下路线，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但后来江青看中了《芦荡火种》，将已被关进牛棚的汪曾祺放出来，说牛鬼蛇神也可以废物利用，让他将《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剧名改为《地下联络员》。改编大获成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被请去看戏，又由周恩来将具有地下路线意味的剧名改为具有根据地象征意义的《沙家浜》；又增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戏，将郭建光由二号人物上升为一号人物，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而将原来的一号人物搞地下工作的阿庆嫂降为二号人物。后来，这种全面否定、彻底批判的做法，连毛泽东本人也看不下去了，于文革后期批示，尽快恢复一批传统戏剧，结束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局面。在1975年江青又准备批判电影《创业》时又说，不要求全责备，要看主流。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干部遭受迫害：赵树理生命濒危，仍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昏死在台上。张志新被执行死刑时，怕她说话，被几个彪形大汉摁在地上，用脚踩住她的脸，割断了舌头。严凤英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不准抢救，抓紧最后的时间逼她交待问题，死后被用斧头开膛剖腹搜查发报机。杨子荣童祥苓因写给正被审查的姐姐童芷苓信中我相信姐姐是好人这一句亲人劝慰的话，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批判，并从此被剥夺演戏的权利。电影艺术家顾而已，演员上官云珠，历史学家翦伯赞，音乐家顾圣婴，作家李广田、老舍、杨朔、闻捷、周瘦鹃，翻译家傅雷夫妇，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等，因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一大批人被关进监狱、牛棚，发配、劳改，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同事甚至买书、藏书、看书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文革时期是天下大乱，但那时有一个说法：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确实，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时时处处都能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有一张风靡全国的毛主席全身画像，毛主席穿着一件长风衣，长风衣的两个下摆，被风吹起，下面是毛主席的双腿，像一个介字，站在一块石头上。有人就发现这幅画暗合介石之意。记得那时有一种叫大连珠的香烟，折起来以后映出来的图案仿佛是一个国民党十二角星的党徽；这是一个小孩在玩香烟牌子时发现的。那时过年贴春联，都是革命的口号，如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或毛主席诗词、语录，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有一个单位，领导要求，只要有门，就要贴春联，贴春联的人贴到猪圈时，犹豫了好久，但还是贴上了两句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结果被认为是讥讽伟大领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个中医给病人开了一张药方，其中三味药为半夏、夜交藤、莱菔子，每味首字排列起来为半夜来，被解读为特务联络暗号。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地区文工团演员，他在文革时当上了文工团革委会副主任。一次在呼口号时，把打倒江渭清喊成打倒江青，因为他人缘好，幸免于难，但被免去了革委会副主任，并且从此不许他再演正面人物，连主要反面人物也不让演，只演一些滑稽可笑的龙套人物，如在歌剧《江姐》中演蒋对章，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演一个白极会员。那时，每天在报纸的头版，都有领袖像和最高指示，因此也最容易出问题。在领袖像和最高指示附近是不能有不好的东西的，在报纸的背面和折叠以后映出来的地方，也不能有不好的东西。每天都要印发大量的报纸，处理这些报纸也是十分麻烦的事，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因用有最高指示的报纸解手，被批斗而精神失常。
　　3、文革时期的文化批判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九大之前为第一阶段，九大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场全民性的、普遍的斗批改运动，虽然也是政治运动，但批判的主要还是文化现象；而第二阶段的文化批判，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第二阶段的主要事件有：批陈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水浒》运动和《天安门诗抄》事件。
　　批陈整风运动，发生于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事先编印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天才的语录，让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宣讲，从而获罪。那么，编印、宣讲马列主义，怎么也会获罪呢？这个事件的背后则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当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个政治集团，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集团；陈伯达九大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那时已和林彪集团走到了一起。在文革前期，林彪利用毛泽东对他的倚重，迅速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势力，在党的九大上，他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其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在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侯补委员共25人中，军人就占11人，他的夫人叶群也成了政治局委员；九大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委员共两百七十九人中，军人就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当年林彪统率的四野的一个八纵后来改为四十五军，九大就出了十个中央委员，两个政治局委员。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讨论修改宪法时，毛泽东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根据官方当时以至现在的说法，林彪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国家没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但其真实用意，是他知道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国家主席非他莫属；说叶群也曾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江青集团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他们当然也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在讨论修宪时，张春桥、康生就极力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林彪最得力的大将吴法宪则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有没有天才的问题。此前，毛泽东一直被林彪捧为天才，到了文革，林彪也被人捧为天才，包括陈毅、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发泄对江青集团新贵们的不满，纷纷阿附、赞美林彪；后来空军又大捧特捧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将他捧为超天才。江青等人报告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又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所以，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康生就坚持要删掉宪法中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语句，而吴法宪则坚持要保留，说他们是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本来，庐山会议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问题，开会之前，中央常委碰头时，毛泽东问林彪要不要在会上讲话，林彪说不讲，可是大会开幕后，当周恩来宣布了大会议程，康生准备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时，林彪却突然提出要讲话。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大讲特讲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第二天，大会改变议程，转而讨论林彪的讲话，而陈伯达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编印的那份马列论天才的材料。大会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愤怒声讨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的行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亲自写了一篇文章，谴责陈伯达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于是会议再次转向，开展批判陈伯达。一大批人受到了牵连，毛泽东点了陈毅的名，汪东兴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才过关。会后，在全党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被投进秦城监狱；吴法宪等人一次次做检查接受批判，连叶群都反复做了几次检查，送到毛泽东那里，由毛泽东钦定嗯，我看这次可以了，才算过了关。只有一个林彪不肯检查，最后，毛泽东点名了，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说：林彪同志是不是也出来做个自我检讨？但林彪仍然没有做，直至1971年9月13日驾机出逃摔死大漠。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各级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多读几本马列著作，以免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的当，由此，在全党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
　　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怎么又牵连到了孔子呢？是因为林彪喜爱孔孟思想，常书写一些孔孟语录贴在室内或送人，例如：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等。于是孔、孟在身后两千余年，继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再一次被拉出来批判。说林彪和孔子是一丘之貉，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奴隶制社会；而林彪则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妄想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让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由于孔子崇拜周公，他的理想就是恢复周朝制度，于是四人帮又想将批林批孔运动发展为批周公运动，其真实目的是针对周恩来，即所谓的批现代大儒。因为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集团就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政治对手。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批来批去，也要有人做事。
　　但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未结束，又开展了批《水浒》运动。毛泽东晚年，因患眼疾，看书困难，就常请人给他读书。1975年8月，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在为毛泽东读《水浒传》时问《水浒》究竟好在哪里？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未料，这两段话被姚文元得到后，和江青等人一起，于1975年9月，发动了一场批《水浒》运动。这仍然是针对周恩来的，但此时又加上一个邓小平。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又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权势日盛，让四人帮深为猜忌。《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梁山掌权以后，就否定了晁盖原来的政治路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实行等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而邓小平主持军政工作以后，就开始纠正文革做法，整顿国民经济和军队。宋江为了实行他的投降路线，大搞山头主义，将在社会上负有盛名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请上山，拉进领导核心，坐上第二把交椅，招降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等一大批朝廷军官；排挤平民出身的头领。王伦时期就在梁山的旱地忽律朱贵，排位九十三，和晁盖、吴用一起智取生辰纲以后上梁山的白日鼠白胜，只排位一百零六，其他平民头领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菜园子张青、鼓上蚤时迁等，也都排在了一百位以后。而邓小平掌权后，则重用万里、谷牧等一批老干部。记得当时的批判口号是：走资派还在走，民主派到处有、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但批《水浒》运动只开展了两个月，就于1975年11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代替，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但针对已近生命尽头的周恩来的批判仍在继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山河失色，天地同悲。当年清明，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写了许多悼念诗，悼诗很快传到全国各地，被称为《天安门诗抄》。但悼念活动被四人帮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许多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又在全国开始了追查悼念和抄诗活动。记得当年清明那天，我们单位的团委书记通知我去参加祭扫烈士墓，我们部门的领导说，他是党员，不属你们团委领导，没有让我去。倒不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他是想让我在家干工作。不久，追查运动开始，县级机关人武部长，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我们单位，召开大会杀气腾腾地说，要将团委书记送进监狱。但那次追查后来也不了了之。那时文革已是第10个年头，人们对政治运动实在已经厌倦了。
　　4、文革结束以后，思想解放，文禁渐开，特别是进入电视、网络时代，文化环境就更宽松了。现在网络上，什么样的文字、言论没有，以致于周立波先生曾说网络是一个臭毛厕。也有一些卫道人士，摇头叹息，谓天下人心将从此大乱。是的，的确有人不喜欢网络，甚至对网络恨之入骨，因为网络暴露了他们许多见不得人的丑行，但老百姓喜欢网络，离不开网络，因为那是老百姓可以说话的地方。千百年来，老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旧社会实行愚民政策，人民不识字，像宋丹丹那样10天蹦出6个字写《月子》，就算是知识分子了，那时能写文章的只有少数读书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官员。公从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张献忠治蜀时，派兵到街市民居偷听。建国以后，人民有了文化，也号召工农兵写文章，但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又谈何容易。能有一篇文章见诸报刊，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二十多年诗，没有发表过一句诗，他甚至将柯岩、艾青等著名诗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署在一起，也发表不了。后来他将妹妹介绍给我市报社一个离婚待娶的副刊编辑，才发表了一首小诗。我在部队时，每个连都有报道组，团政治处有文化干事和新闻干事，还有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我就时常被抽到写作班子，我们投过不知多少稿件，才在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报道。后来，我们宣传队一位编剧写了一首《工程兵之歌》的歌词，又由宣传队另一位战友谱上曲，在全军一家专业刊物上发表，团领导高兴得不得了，要求全团教唱这首歌，开大会为两位词曲作者庆功，又将他们提拔为文化干事。
　　现在，有了网络，发表文章就非常容易了，建个博客，鼠标一点，文章即刻就传遍全国。可以是主流声音，也可以是百家杂言；可以是宏篇巨论，也可以是三言两语；可以歌颂赞美，也可以鞭挞讽刺；可以文理通顺，诗情画意，也可以文字粗糙，乡谈口语。。。。。。总之，老百姓终于有了讲话的权利了。虽然显得芜杂，但也正显示出勃勃生机。有理大家来辩，有事大家来说，真理越辩越明，真相越说越清。思想文化的大活跃，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有人说现在当局不是不想禁止而是网络无法禁止，我认为不然，如果当局想禁，还能禁不住吗？现在网络上的一些文字、言论，如果在文革时期，要让多少人人头落地，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但现在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照旧还在网上说话、写文章，这表明了当局的包容、政治的开明和社会的进步；因为，现在毕竟已进入廿一世纪，专制和愚民的阴霾已无法遮挡民主和科学的阳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