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求人反应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我们何时向中国式求人告别？又该做些什么，才能与其告别？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有企业的代表就说，公司为开展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这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能不去求人吗？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也就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