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区出土的六朝至唐代陶瓷灯具

　　古代陶瓷灯具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福建地区出土的古代灯具，以六朝至唐代出土的陶瓷灯具为大宗，且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对研究福建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发表的实物资料为基础，对福建六朝至唐代出土的灯具概况、灯具类型、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探讨福建这一历史时期灯具的发展演变。
　　一、出土灯具概况
　　福建地区出土的六朝至唐代陶瓷灯具，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墓葬、窑址和其他遗址所获得的实物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墓葬出土的灯具约占70，窑址及其他遗址出土约占30。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分布于闽江流域和晋江流域。出土的灯具主要是烛台和油灯，烛台类的灯具器型见有动物形烛台、管形烛台、莲花灯架、行灯等，油灯类的灯具器型见有灯盏、豆形灯、行灯等。
　　两晋时期灯具基本出自于墓葬，主要为青釉动物形烛台，目前发现的出土地点有福州、南平、霞浦等县（市）。
　　南朝时期灯具出土类型有管形烛台、莲花灯架、羊形烛台、行灯、灯盏等，基本出自墓葬。闽江流域出土地点有福州、闽侯、福清、将乐、政和等县（市），晋江流域出土地点有南安、晋江、永春等县（市）。
　　隋代灯具出土数量少，见有管形烛台、莲花灯架、豆形灯，均为墓葬出土，地点有惠安、崇安、福州等县（市）。
　　唐代灯具出土类型见有管形烛台、莲花灯架、豆形灯、灯盏等，主要来源于墓葬和窑址，少部分出土于其他发掘遗址。闽江流域主要有长乐、福清、闽侯、新店、福州、武夷山等县（市），晋江流域主要有晋江、惠安、崇安、安溪、永春、泉州、南安等县（市）。此外，木兰溪流域的仙游、莆田，赛江流域的福安、霞浦，闽南的漳州、漳浦、闽西的宁化等县（市）也有出土。烧造灯具的窑址有晋江磁灶窑、建阳将口窑、福卅怀安窑、将乐积善窑、邵武窑等。这时期的灯具主要是青瓷，少量酱釉瓷和陶质。
　　二、出土灯具类型赏析
　　（一）两晋
　　蜡烛最早出土于东汉的墓葬中，但文献中有关蜡烛的最早记载是在晋代，晋范坚《蜡灯赋》：列华盘，铄凝蜡。浮炷颖其始燃，秘闱于是乃阖，因此推测到两晋时期蜡烛才逐渐推广使用。两晋时期烛台以动物形象造型多见，如狮形和羊形烛台，至南朝时期墓葬仍偶有出现。狮形烛台，以霞浦县眉头山西晋元康九年（299）墓Ml出土的青釉狮形烛台为代表（图一）〔1〕，高10。4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匍匐的狮子，狮首微仰，双目圆睁，龇牙咧嘴，头部及狮身刻划细密毛发，背上有一短筒状插孔以供插烛等用途。造型丰满，雕刻生动，栩栩如生。羊形烛台，福州龙腰和闽侯关口墓葬出土的造型相似，均为跪卧的绵羊，通体施青釉，羊首平视，两角弯曲，双目圆睁，嘴微张，背上有一短筒状插孔，与身体相通，四肢上部各饰一枚向上拱起的弯钩，造型敦厚，温顺可爱（图二）〔2〕。
　　（二）南朝
　　流行青瓷管形烛台、莲花灯架，偶见行灯和狮形烛台，多见于墓葬中，器形小巧，应作明器之用。
　　管形烛台的插管数量15支不等，均立于台座上，用于插烛之用。五管烛台，目前只发现于南朝墓葬中，南朝之后不见。南安丰州皇冠山墓Ml0出土的五管烛台外围贴饰一圈莲花瓣，下面灯座边缘坐着四小人，有的头顶灯台，有的斜靠台柱，形态各异（图三）〔3〕。另一种为圆形空心灯座上立四小人，头与手顶住灯台，灯台上竖圆形烛插五支，管沿划两道弦纹，以福州翠湖山庄南朝墓Ml出土的为代表〔4〕。四管烛台，大量出土于福州、泉州地区的南朝墓葬，造型一般为圆形灯座上承托一平台，台上竖立四支圆形烛插，管四周有的贴饰四或八瓣单层至多层仰莲瓣，形似一朵莲蓬（图四），有的只立灯管（图五），一般施青釉，通高多在1220厘米之间。南朝三管烛台未见有发表的出土资料。双管烛台，福州洪山桥南朝墓葬出土的一件，蟾蜍形座和人物应都为手工捏制，蟾蜍四脚着地作趴卧状，背上用圆管状工具戳印圆珠纹，蟾背上骑一穿交领服饰系腰带的高鼻人，其左右手各抱一小人，三人头顶一块长方形平台，台上竖圆管两支，造型新颖，制作精巧，通体施青釉，底露灰胎，高14。6厘米（图六）。南朝单管烛台出土数量少，形制简单，为圆饼形单层或二层底座，上竖一圆形烛插，通高一般在10厘米以下。
　　莲花灯架，一般由托盘座、灯柱和环状灯架组成。托盘座一般为浅腹，平底，灯柱为八棱柱或圆柱，柱单边或两边饰有莲花及圆环灯架，柱顶饰飞鸟、宝珠或作锥形、火焰形，极少量平顶，造型独特，推测蜡烛是由圆环插入，固定于下端的莲瓣中，托盘则可承接烛灰。福州闽侯闽屿南朝墓出土的莲花灯架，八棱柱顶饰一飞鸟，柱两边贴饰两朵莲花和两个圆环，柱根刻划覆莲一周，纹饰形象生动，造型精美，通高21。2厘米（图七）〔5〕，为这时期莲花灯架的精品。南安丰州皇冠山墓Ml0出土的莲花灯架，柱顶为锥形，圆形柱身一侧贴饰一朵莲花和一个圆环，是单边莲花灯架的典型（图八）。此外，还有一种只有圆环而无莲花装饰的灯架，托盘座为浅直腹，平底，盘内底饰一圈弦纹，盘中心内凹，凹沿上竖一上细下粗的圆柱，柱上饰单层或双层小环（图九），福建地区这类灯具只在政和有出土，与江西出土的造型基本相同。
　　行灯，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托盘座为直口，平底，盘内突起一圈，中心内凹，盘沿一侧饰一鸟尾形或圭形把手，这种行灯应是作插烛之用，政和松源南朝墓M833：8，通高6。1厘米（图十）〔6〕；一种由托盘座、灯柱、灯盏和把手组成，作油灯使用。托盘座侈口窄平沿，浅直腹，平底微内凹，底中心立一束腰喇叭形柱，柱中部有一角状把手，柱顶置一小钵状灯盏，灯盏可盛灯油，福州桃花山南朝墓出土，高17。2厘米（图十一）。
　　（三）隋代
　　福建发现的隋代墓葬数量很少，灯具只有零星出土，种类仍然延续了南朝的特点，以管形烛台和莲花灯架为主，但形制已渐趋簡化。
　　管形烛台只发现四管和单管烛台，四管烛台造型与南朝时期相似，以插管四周贴饰单层仰莲瓣为多见。惠安隋开皇十七年墓M1：15〔7〕，通高11。2厘米，下为三层圆形空心座，上为四管圆形烛插，外附四叶莲瓣，座与插管可分离（图十二）。单管烛台除与南朝形制相同之外，还出现一种花口单管烛台，形制为花口烛管立于盘形灯座中，管内中空至底，如惠安隋开皇十七年墓M2：18，高9。8厘米（图十三）。
　　这时期的莲花灯架多形制简化，制作较粗糙，仍为托盘式灯座，中立圆锥形灯柱或空心圆柱，灯柱单侧或两侧上下附圆环及莲瓣，此时灯柱顶部已不见装饰，福州出土的单侧莲花灯架（图十四），高15厘米，圆柱中空，一侧贴饰一朵莲花，是这时期的精品。有的圆环变粗变小，整朵莲花简化成单瓣莲瓣，如崇安黄土隋墓出土，通高8。9厘米〔8〕。
　　（四）唐代
　　唐代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各方面繁荣发展，但是福建的葬俗依然延续了南朝时期的随葬风俗，管形烛台和莲花灯架作为随葬明器显得更小巧粗糙，至唐晚期的墓葬中渐少见或不见。相反，窑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造型简单的灯盏数量逐渐增多，应是民间普通老百姓的实用灯具。
　　唐代管形烛台烛管数量14支不等，基本延续南朝式样，造型趋于简化，器形变小，基本未见双层以上莲瓣装饰。四管烛台器型以晋江吕厝唐墓出土〔9〕为代表，中空双层圆形灯座与四管烛插可分离，烛管四周贴饰四瓣莲花瓣（图十五）。三管灯至单管灯基本无装饰莲花瓣，形制简单，瓷质陶质均有（图十六）。
　　莲花灯架制作精细的与南朝时期相似，单层或双层托盘底座，灯柱基本不见八棱状，多圆柱形，有的柱顶为圆锥形，柱单侧或双侧上下各饰圆环和莲花，后期圆环和莲花简化成单莲瓣或小圆环（图十七）。
　　灯盏，多见于窑址，出土數量较多，形制多为盏形灯内安一环形钮，作油灯之用。盏口沿有敞口、敛口，弧腹，平底或微内凹，内底或内壁上安一环形钮，用于固定油灯的灯芯，施青釉或酱釉，一般高35厘米，口径912厘米。
　　豆形灯出土数量少，器形单一，这里不多赘述。
　　三、福建灯具的时代
　　特征和文化内涵
　　两晋时期的羊形和狮形烛台釉色青绿，造型敦厚，纹饰精美，形制与三国时期江浙赣地区的羊形烛台和狮形烛台相似。三国东吴时期在福建设建安郡，加强了对闽中地区的统治和开发。西晋永嘉之后，中原战火频仍，大批士族和普通大众迁徙入闽，羊形烛台和狮形烛台的随葬习俗可能在三国后由迁徙的人民传人闽地，并在两晋时期保留了江南地区的葬俗，后在与当地闽越人的文化交流中逐渐消失。
　　南朝至唐初主要流行管形烛台和莲花灯架，均出土于墓葬，且器形多矮小，应是作明器使用。南朝开始，管形烛台在闽浙赣沪等南方地区均有发现，但器型多为喇叭座或动物形座上横放一长条形板，板上并列多管烛插。福建地区出土的管形烛台，以其多层灯座、烛插周围堆塑莲花瓣装饰形似莲蓬而有别于浙赣沪等地出土的多管烛台。在灯柱上堆贴莲瓣的莲花灯架是福建富有地方特色的灯具类型。这时期的两种灯具，胎质多坚硬，釉色较莹润，形制较为规整复杂，制作较精细，莲瓣贴饰多形象生动。从其出土的分布地点、墓葬等级和随葬品推测这两种灯具使用者应是中级以上的土族、地主和官僚。这时期，不论管形烛台、莲花灯架或是其他随葬品以及墓砖图案常见莲花、忍冬、宝相等佛教题材纹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崇佛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对人们在生活和丧葬方面的影响。
　　唐中晚期管形烛台和莲花灯架仍有出土，但已不是随葬品主流。这时期出土的管形烛台和莲花灯架形制渐趋简单，制作粗糙，胎质较粗，釉色青灰或青黄，多有脱釉现象，莲花装饰简化或消失，灯管数量多为单管或双管，器形矮小，至五代时已消失，说明前期流行的葬俗正在慢慢改变，灯具已不是常见的随葬品。灯盏为这时期的主流灯具，主要出土于窑址和其他遗址，墓葬出土较少，至唐晚期时已基本不见墓葬中随葬灯具。这时期是福建制瓷业开始兴盛发展时期，怀安窑、磁灶窑、积善窑、将口窑、邵武窑等窑口都生产灯盏，釉色以青釉为主，出现酱釉灯盏，胎色多灰色，一般盏内施满釉外壁施半釉。灯盏造型简单，工艺较粗糙，应是为满足普通大众生活需要而烧造的。剖
　　〔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两晋南朝唐墓》，《福建文博》1995年第1期。
　　〔2〕《闽侯关口桥头山古墓清理简报，《福建考古资料汇编（19531959》科学出版社，2011年。
　　〔3〕福建博物院：《南安丰州皇冠山墓群的发掘与收获》，《福建文博》2007年第3期。
　　〔4〕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翠湖山庄南朝墓清理》，《福建文博》2005年增刊。
　　〔5〕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闽屿南朝墓》，《考古》1980年第1期。
　　〔6〕福建省博物馆、政和县文化馆：《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文物》1986年第5期。
　　〔7〕《福建惠安县曾厝村发现两座隋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8〕陈子文：《崇安黄土隋唐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86年第1期。
　　〔9〕泉州市博物馆、晋江市博物馆：《晋江市内坑吕厝唐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