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为何无疾而终

　　1934年2月19日，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扩大总理纪念周上所作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的公开发表，一场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亲自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那篇《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中，蒋介石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要求广大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新生活运动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并达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化标准，使人民彻底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传统陋习。
　　随后，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宋美龄也成为该促进会下设的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来便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实际倡导人。
　　宋美龄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于是，宋美龄竭力鼓吹妇女要成为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等等。宋美龄为推行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某种成就感。
　　据史料记载，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倡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开开会议、喊喊口号，也曾以促进总会名义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进。诸如，对如何实行三化下发的有关详尽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繁琐，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的相当严格，如在生活艺术化方面有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产化方面有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在生活军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确具体规定。而这些过于繁琐细致的规定要求，在实际推进中确实很难把握和落实，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出现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在那场波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内各地为了迎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指示指令，还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和笑话。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运动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烟，不仅禁止吸鸦片烟，而且连吸卷烟也被禁止了，城乡的烟草售卖点被捣毁，成堆的卷烟也被收缴。幸而有英美烟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山东的韩复榘在全省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强令推行理光头，遇到有不理光头者就被抓进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还要求妇女都要梳理宋美龄那样的发髻，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围剿剪发和烫发的妇女，一时间闹得社会上民怨鼎沸。
　　据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运动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倡导推行的那场新生活运动，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评价不高。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认为，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倡导者和推行者的主观意愿太多了；把一个人的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推给各界民众，未免脱离国情脱离民众，等等。1935年2月，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内容，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过分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虽然逐渐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与抗战有关的活动，但因新生活运动本身过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内容脱离当时国情实际，且过于空泛，更为严重的是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相去甚远，新生活运动已呈后继乏力之势。
　　194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15周年前夕，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早已无暇顾及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便在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上报的请示中亲批了暂停办理四个字。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也许是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向来对搞运动情有独钟，已撤退到孤岛台湾的蒋介石又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人认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但因对此缺乏研究考证而不得确认。
　　另据媒体披露，蒋介石在台湾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台湾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护和复兴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