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在读初一上学期的我，受命于大哥的指令，半途缀学，到大队当了通信员。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小鬼，扛起了传口令的重任。
　　大队办公楼与我家只一墙之隔，是一栋古木结构的两层楼老建筑，屋内有一个天井，把一楼分成上下两个大厅，上厅的左上角是一个厨房，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上厅的墙上中央，写着朱红的八个大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天井的右上角（天井边）有一条木楼梯通往二楼的舞台。舞台常常有唱红歌，演红戏，开群众大会，时不时也会有几场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之类的电影。台上千奇百怪，台下人头攒动，欢呼雀跃。舞台的东西两旁是领导层的住宿与办公的二合一房间。我的房间在二楼的入口处，既是传达室，又是值班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手摇电话机，电话机像一只黑猫，昼夜坐立在黑呦呦的房间桌上，令我寝食难安，时不时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呼叫声，时而划过夜空，传来远方的佳音；时而惊动梦乡，呼唤亲人的求助；时而发号施令，雷声大作；冲破平静，扣人心弦。既期盼，又害怕。一开始出于新鲜与好奇，一听到铃声，就冲上二楼，气喘嘘嘘，喂，喂，您好！飞奔不停，时间久了，慢慢地摸索出了铃声规律：一长一短是呼叫桃洋大队的，两长一短是呼叫坂头大队的，一长两短是呼叫王大厝大队的。而我也就成了它走街窜巷传口令的使者。凡是有找人，托信的电话，不管白天深夜，或是里村外村，都要及时传递给下方。空闲时间，偶尔也会摇着手柄一长一短或两长一短地跟邻近大队的同行聊些趣事。
　　那时，大队编制中只有两个人拿固定工资：一个是支部书记，月薪36元；一个是通信员（通常称小鬼），月薪12元。副书记，民兵营长，团支书，妇联主任等人只能拿误工补贴。虽然，收入微薄，但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已是令人垂涎的工作了。大哥是支部副书记，大队的第二把手，担心我读书无望，虚度年华，想让我磨砺能力，寻找上升机会，多一个家庭支撑点，才把我拉了进来，对我甚是苛严。有一次，几个闲职的年轻干部，夜间玩得迟了，要我烧点心，而正在房间睡觉的大哥被香飘飘的糯米饭香味吹醒，颇为生气，于是，把我叫到房间，进行了一番说教：你知道父亲为了省下口中的粮食给我们吃，自己差点饿死的故事吗？家里常常是用杂粮充饥，你竟然如此糟蹋粮食，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兄弟姐妹吗？听着大哥的训话，想想大哥为了家庭从小弃学，省吃俭用，放弃了许多工作机会，不都是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如泉涌，大哥的眼框也湿润了。这个教训，成了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烙印，直到今日我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所以，我既要受命于书记，又要受命于副书记的大哥，不准许出任何差错。
　　清晨，东方才露出一道鱼肚白，床头上的闹钟就击碎了美梦，我揉着睡眼，挑着两只大木桶，到水井打水，挑回满桶的水，踉踉跄跄，冒出的热气凝固成晶霜染白了眉毛。紧接着开始烧饭，红头的火柴在赤磷条纸上横七竖八地擦着，鲜红的火舌舔着锅底越烧越旺，厨房也渐渐地暖和起来，米在水中翻滚，心情汹涌澎拜，精心制作着生米煮熟饭，颤栗的身子才挺直起来了。在这期间，我慢慢地学会了烧饭的手艺，无论大会小会，人多人少，我都是亲自掌勺，陶瓷罐饭，大饭甄饭，炒青菜，炒猪肉，样样拿手。不久，领导从救济物资中截留了一件新棉衣给我，我将三哥寄来的一件橄榄色军衣套上，穿着它既暖和，又时尚，神采奕奕。砍柴，挑水，烧饭，打扫卫生，端热水给上级下乡的领导洗刷，满村子吹口哨，传口令通知开大会，成了行走在大队院落与街巷深处的天使。
　　那时，成份论的寒风在这个狭小的村庄刮了十几年，造成人群的情感严重撕裂。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也称黑五）尚处改造末期，虽然，戴高帽，游大街，反绑批斗的场景不见了，但是，搞摊派义工的情况依然存在。每逢大队要召开大型会议，领导都要分摊男黑五上山砍柴，女黑五下水洗被之类的活。
　　有一次，我接到领导的指令，下达摊派任务，其中一名叫相的跟我父亲是世交，但成份却有天壤之别，他属于地主成份，我父亲属于贫农成份。因同宗同辈我叫他相哥。土改时期，工作队将他的资产没收，我父亲也从他那里分到一份没收来的山林林权，当父亲拿到的林权证时，却还给了相哥。这事传到干部水的耳里，顿时，水暴跳如雷，说我父亲是叛徒，正要动手捆绑批斗，幸好我的堂伯在场，呵斥制止，父亲才逃过了一场皮肉之苦。在我的幼小心灵深处，相哥并没有丰厚的财富，也没有剥削他人的恶行，而是个寡言少语、德高望重的人，族群中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一句话，没有人不听。现在，要他接受不合情理的摊派，有点左右为难，不通知吧？恐会因此丢掉饭碗；通知吧？又怕伤了他的心情。想着想着脚已踏进了家门，相哥正坐在灶前满脸通红，我叫了一声：相哥，他随即站了起来，有点紧张，问我是否又有事了？我说：后天大队要开大会，领导分摊你送上一担木柴。你是不是不舒服？如果不行，我代你向领导请个假，让别人去砍。相哥急忙说：我没事，我行，我行！第二天相哥步履蹒跚，第一个挑了一担木柴送到大队。我婉转地完成了任务，也做满了人情。
　　相较于男黑五，而女黑五们更为艰苦。她们大多数是裹脚的，别说挑担，就连徒身走起路来也摇摇摆摆，我常常私下帮她们挑被褥行走至一华里之外的王厝溪头（小溪），偷偷地塞给一条肥皂。因为她们蹲不了身子，只能跪着洗刷，时间一长就腰酸膝疼，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总是跳下水中帮忙刷洗，尽量减少她们工作量。因此，也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殷勤小鬼，成了干群之间的纽带与润滑剂。
　　然而，这些强迫他人无偿劳动，剥夺人身自由，甚至，盛气凌人的做法，引起我的不以为然，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是非颠倒，曲意逢迎，不办实事的行为深感厌恶。因而，在工作中也就少了笑语迎送，握手问候的举动。这却成了工作中致命的弱点。渐渐地越做越觉得前景暗淡，于是，向大哥透露了重返校园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冲破了封闭的山区，也传到了正在食堂烧饭的我的耳朵里，一位省厅下放干部万元金，告诉我：文革要结束了，马上就会恢复高考，你赶紧回校读书。
　　七七年初，我揣着美好的憧憬，告别了那段五味杂陈的生活。回到学校插入初二下学期就读，赶上了中考。重圆我的求学梦。从此，传口令成了我人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2016。10。10。于上海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