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另一种拉祖配原文及鉴赏

　　人一阔，就有人攀附，活着的自不必说，就是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的，也会有人去认亲的，不是排出过杨老令公的第n代子孙么？蓝翎同志给这类社会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拉祖配。
　　还有一种拉祖配，是给某类事物拉祖宗找祖例的。我这里仅举二例：
　　一例见之于某报，说是鲁迅也用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词汇，点明的时间是1918年，点明的出处是《随感录三十八》。这是给两个文明的建设拉祖配的。
　　在鲁迅的《随感录三十八》中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字眼。原文是乙云‘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这是带引号的，不是鲁迅原话，乙云二字断断不可省略；其二，这里所谓的精神文明，指的大概是中国的国粹，与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文明并不是一码事；其三，鲁迅对这句话采取否定的态度，把它作为合众的‘爱国自大’的一种表现。我真不理解，这样挖空心思地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寻找祖宗，于文明的建设有何补益？
　　另一例见之于某刊，叫做《从铁饭碗想起了郑振铎先生》，说是郑振铎在旧社会工作时，曾被派到上海西站当见习站长，但他宁肯扔掉这只铁饭碗，走定了一条文学的路。大概是郑振铎还不够阔，于是又拉来了更阔的祖宗：孙中山、鲁迅、郭沫若他们的舍医从文，也是革了铁饭碗的命的。
　　旧社会也有铁饭碗之说，指的是风雨飘摇之中比别的行业稍为稳当的行业，绝没有现在说的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意思。鲁迅的弃医从文，或郑振铎的弃铁从文，最多也只能说是改行，把它们也拉来作为革除铁饭碗的祖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拉出祖例，证明古已有之，于是今人尽可放心地去做，但恰恰忘记了鲁迅对这种思想方式的反诘：从来如此，便对么？攀上阔人，似乎就胆壮气粗，也不必再担心犯错误，但又恰恰忘记了鲁迅对这种思想方式的冷嘲：赵太爷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何况拉的牛头不对马嘴，攀的又张冠李戴，这类拉祖配，较之阿Q眩耀自己姓赵，而且比赵太爷还长了辈数的攀扯法更扯得远了。
　　搞两个文明的建设，是时代的要求；对铁饭碗的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大可在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以实践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钻到牛角尖里去，是会拔不出来的。
　　（1985年7月9日《人民日报》）
　　赏析对于本杂文曾有人介绍，说它针砭的是杂文用典不当之弊，也有人把它作为反驳论据的范文来赏析，这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其实该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立意。文贵立意，意高则文高。杂文用典不当，在一般人看来，无非是写作态度问题。宋志坚却以杂文家独到的眼力，透过用典不当的现象，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一种社会心理密码。
　　文章从两个用典不当的例子入手，以严密的逻辑，简洁的文字，逐一剖析驳斥，虽然花了大部分笔墨，但重心显然不在此，只是为向深层探究作必要的铺垫。作者形象地借用拉祖配的说法，指出拉祖宗拉得牛头不对马嘴，攀阔人，攀得张冠李戴，无非是用祖例为今人壮胆。一个时期人们养成处世办事总要小心翼翼从本本上找根据的微妙心态。倘没有祖例，总感到不踏实，即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不敢大胆去干。这实际上涉及到真理标准问题，正如文章结尾指出的：搞两个文明建设和对铁饭碗的改革，大可在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以实践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钻到牛角尖里去，是会拔不出来的。
　　一篇千字杂文，要涉及真理标准问题，需要相当功力。作者娴熟地调动杂文艺术手段，把大而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而又典型的事例之中，点到即止，形象深刻，含蓄隽永，给人留下联想的余地。赵太爷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那么，要是赵太爷没有说过，或者赵太爷家里田地没有三百亩呢？文章就这样继续启动着读者的思路。正如徐懋庸所说的，在它本身的逻辑停止了的地方，在别人脑中，逻辑还在继续着，这也是该文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