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例子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多的，数不胜数，其他朝代都还算好，但是宋朝两宋加起来竟然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不过，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然而，为什么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竟然从来没有过农民起义？当时也是战事频发，为何不会有农民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黄巾起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当时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到东汉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刘秀当皇帝，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