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再入年度国家级考古新发现苏家垄可能是曾国都城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资料照片
　　长江日报融媒体1月17日讯（记者万建辉）16日，备受瞩目的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出炉，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与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山东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一道入选。
　　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每年评选6项入选项目，与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每年举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都是考古领域的国家级权威评选，在业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从2013年起，湖北每年都有考古新发现入选这两个国家级评选中的一个，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同时入选这两个评选的2016年度入选项目。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湖北连续5年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评选不是偶然的。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在青铜时代，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汇地段，是研究文明进程的重要区域。去年，湖北列入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课题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国家课题，近五年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都在这一课题的范畴之下。
　　同时与湖北近些年考古发掘工作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与兄弟科研单位精诚合作，工作做得扎实深入有关。在提高考古业务水平方面，多学科合作，实行科技考古，开展了动植物环境研究和文物保护研究。p分页标题e
　　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发掘发现，部分铜器上有曾、曾子、曾公子及曾孙等铭文。根据铭文判定，大多数春秋至战国中期土坑墓的国属应为曾。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曾国最大的车坑和马坑；出土的钟、磬、瑟、鼓等乐器以及彩漆木雕编钟、编磬笋虡，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音乐实物遗存；出土了历史上最早的人工墨。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成功入选。这次发现古墓，圆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41年古墓梦，填补了中国各地古铜矿遗址没有发现古墓的空白。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国属、生产流程及管理分工、文化面貌、冶金史等系列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同时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石家河考古发现的大型城址、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刻划符号、陶塑艺术品和玉器等，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尤其在国家文明形成的关键期，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其高度发达的玉器，代表同时期东亚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玉凤、虎、神秘人像等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对推动国家文明的最终形成影响深远，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重要的支撑地位。
　　链接》》》苏家垄有可能是曾国都城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绍，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考古发掘了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此外还发现了与墓地同期的大规模遗址及冶铜遗存，目前已发现3座炼铜炉，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
　　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这处高等级聚落与同时期的郭家庙、文峰塔等曾国遗存并立，显示出当时曾国复杂的社会结构。p分页标题e
　　据介绍，位于湖北荆门市京山县的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苏家垄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其中，两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0字，共640字，极其罕见。
　　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30万平方米，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与厚重的青铜器以及曾伯桼器群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说，近些年关于曾国的重大考古发现颇多，如随州擂鼓墩古墓群、枣阳郭家庙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等，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曾国较高的文化水平。苏家垄遗址除了墓葬的清理发掘外，主动性的考古调查理念值得提倡，正是基于这种考古理念，才使得曾国的考古成果不断丰富，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苏家垄遗址大面积冶炼遗存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东周铜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推测大批的青铜器应是在苏家垄当地生产，期望能发现铸造遗址。此外，新的考古发现也提出诸如铜矿资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国不同地理单元内社会结构、曾国和随国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