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靖远北城滩疑云

　　甘肃靖远县西北部的双龙镇，隔黄河同景泰县五佛乡毗邻，在历史上，特别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北线在此经过，形成了两大著名的渡口乌兰津和白卜渡，熙来攘往的戍卒和商队，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节臣民在此渡河，络绎不绝；负载珍稀物品、军民物资的车马也日夜往来，马嘶驼鸣。但随著盛唐的结束，这一切都归于平寂，只给后人留下了包含许多秘密的遗迹。在双龙镇下辖的北城村，就有一座唐代古城堡遗址北城滩，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堡？它与历史上的会宁关、乌兰关、乌兰津、乌兰县有着怎样的关系？前几年，左右两次在北城滩一带探访，试图厘清其中的关系，但在缺乏详细史料和考古实证的情况下，这种努力似乎只是徒劳。
　　北城滩，一片孤城万仞山
　　1976年，定西地区文化部门组织文物考古人员对北城滩进行了调查，在后来形成的《定西文物概况》中这样介绍北城滩：
　　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石崖上，扼险踞要。东面山上有明代军事设施（长城、烽燧），西北与景泰县五佛寺对峙，南临黄河。南门外洪波汹涌，惊涛拍岸，对岸峰峦叠嶂，岩壑横峙，地势险峻，气象峥嵘，为黄河上交通、军事之险关要隘。据传说，古代南门外有浮桥可达彼岸。
　　古城略呈方形，面积195m175m，系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城门设于南面，并有凸形瓮城遗迹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有小砂石层，夯土层厚14cm，夹砂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有墩台，北墙、东墙各有马面三个，西墙有马面两个。据当地群众说，在四五十年前，城内还残存南北街道及建筑物墙迹。城内现为耕地，沟渠纵横。东、西、北三面城墙破坏严重。
　　城内暴露的陶器残片及砖瓦片十分丰富，陶片为盆、罐、瓶之残片，经绘图复原，盆的口径有62cm大者。罐耳外面呈凹形。陶器多数口沿外翻。筒瓦经宽13cm、14cm，板瓦经宽26cm。这次普查时，采集了部分陶器残片及瓦片，其中有一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为唐代遗物。
　　据此，考古人员将此城判定为唐代古城。
　　靖远北城滩，位于黄河大拐弯处，其上游是红山峡，下游就是黑山峡。
　　又40多年过去了，左右在北城滩古城址探访时看到，当地居民在古城内栽满了枣树，周边城墙，特别是南面面向黄河的一面，由于风雨侵蚀及人为因素，崩塌损坏严重，大多已成为低矮的土丘，但周边的轮廓还算清晰。
　　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北城滩，我们会发现，这座古城所在的地区，是个半岛型地区，处在黄河大拐弯处。北城滩一带的黄河，正好位于红山峡和黑山峡两大峡谷之间，中间的间隔距离在十公里左右。北城滩西面和北面隔黄河是景泰县的五佛乡，这里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地形开阔，是五佛河谷盆地。黄河从红山峡河谷冲出后，水流变得平缓，没有了急流险滩，非常适宜设置渡口，尤其适宜设置大的渡口。
　　对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这样描述到：（北城滩古城）所在山头北、西、南三面均临黄河，仅东部与陆地相连，呈半岛状。南面临七、八十度之陡峭石崖，其下即为汹涌之黄河。城东、北、西三面无门，仅南面有门正对黄河岸边。据当地居民谈，城南门外古代有桥，出城门至石崖上还凿有宽阔之石级通往河边。1958年崖下修水渠炸毁石级。据此城位置与形势观之，应为守御渡口之关城无疑，否则何得在此黄河边之孤立山头筑城？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句千古名句，似乎是对北城滩的实景描述。那么，这是一座什么关城？对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xing）、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等人认为，北城滩是唐乌兰县、乌兰关所在地；而台湾历史地理专家严耕望、兰州大学教授刘满等人则认为，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其下的渡口就是非常有名的乌兰津。
　　北城滩，是唐乌兰关吗？
　　唐代在今白银地置有会州，会州下辖会宁、乌兰二县。会宁县是会州州治所在县，其区域为今平川、靖远县所在地，会州城据今人考证，一说在今平川区旱平川的黄河岸边，另一说在今靖远县城所在地。但乌兰县在哪里？史学界颇多争议。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说：乌兰县，上。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人于凉州，故武威县侧近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
　　《太平寰宇记》巻三十七记载：乌兰县。州西北驿路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三乡。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入凉州，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后移东北七里平川置。
　　这是唐宋时期地理志书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方位及距离的记载。这些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乌兰县、乌兰关是周武帝（宇文邕）西巡时所置，近年有学者指出立县的具体时间为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2年），这年周武帝西巡原州，登陇山；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都在会州的西北方向，驿路（官道）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按此推算，当在今靖远、景泰两县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也就是靖远双龙、景泰五佛一带；开始时，乌兰县治、乌兰关在会宁关西南四里，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因城内沙石太多，无法居住，乌兰县迁移到会宁关东北七里的平川。
　　据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认为，靖远县城西北约70多公里的北城滩，建在红色砂岩之山头上，远望山与城皆呈红色，乌兰山、乌兰城可能因此得名。乌兰为鲜卑语，意思是红色的。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将乌兰标在黄河大拐弯处的东侧半岛上，即今靖远县西北的北城滩一带。
　　乌兰津即为北城滩下的黄河渡口。乌兰津一词，最早见于《北齐书可朱浑元传》。可朱氏系辽东人，北魏时带兵内附于魏，后成为关陇镇将世家。至可朱浑元，以功升渭州刺史。侯莫陈悦叛杀贺拔岳，宇文泰统贺拔岳部攻杀侯莫陈悦，可朱浑元收侯莫陈悦之众退保秦州。宇文泰久攻秦州不克，遂与可朱浑元订盟而退兵。可朱浑元与东魏丞相高欢友善，又因父母妻子在东魏，故欲东归高欢。宇文泰再攻可朱浑元，元乃率所部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宇文泰）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资治通鉴》亦谓浑元率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其时，乌兰陷于吐蕃已经三十多年了。《资治通鉴》还记载：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以上记载中的王，当指王泌（b）。王泌在元和四至八年（809813）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吐蕃建造乌兰桥当在此期间。鲜肖威说：考虑到吐蕃在上游甘青边境所建丙（应作炳）灵寺、兰州西津等桥梁约为握桥，则此乌兰桥亦应为费木料很多的吐蕃式握桥，这个月城就也是守桥的关。月城是桥侧环形卫护桥梁的军事建筑，起到防卫桥、关的作用。从其形状看，月城呈长长的弯月形，当为乌兰关城。
　　北城滩遗址南面紧靠黄河的一侧。
　　北城滩南面溯黄河而上，就是景泰县的车木峡。车木峡呈半岛状，突入黄河之中。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车木峡呢？联系到吐蕃为了建造乌兰桥而先贮材木，有学者大胆推测，这一带原先称为扯木峡，后来音讹为车木峡。吐蕃人从黄河上游抛掷木头（今靖远石门一带的哈思山在车木峡上游，至今有原始森林），顺流到车木峡，水流转弯变缓，正好适合于扯木上岸。车木峡一带，东岸的靖远县崇山峻岭，西岸的景泰县为黄河弯曲低地，不适合于建造桥梁；而北城滩古城及其南岸，两岸石崖相对，恰可架设桥梁，乌兰桥应当建在北城滩古城及其对岸。
　　持此观点的还有原兰州大学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冯培红先生。他撰文认为：北周始置的乌兰关、乌兰县城设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位于黄河东岸；到隋代开皇十九年（599年），乌兰县被撤并入鸣沙县，而乌兰关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626年）恢复了乌兰县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乌兰县城因南濒黄河，不断受到河水冲刷，城内沙石不堪久居，遂搬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唐蕃对峙时期，在乌兰关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位于车木峡的下峡口。他还对会宁关的位置做出推断：北城滩古城为乌兰关、县城，往西北4里的北城滩西北角为会宁关所在地，也就是今靖远、景泰二县的五佛渡口，当地人称作沿寺渡口。
　　北城唐遗址保护碑，平躺在城墙上。
　　另外，在北城滩还出土了一批隋唐时期的墓志，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又一墓出土砖质墨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610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会州乌兰县人许，永徽五年（654年）七月廿八日亡；妻入咴（hu），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十八日亡，其年十月廿（nin）九日合葬
　　还有一方墓志，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y）府、翊兵部常选汜（s）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748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文字最多的一方墓志，即《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氾府君（山琮）墓志铭并序》，文字有400多字，文中写到：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呜呼！以开元十年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卌（x）八，先夫人卅（s）四载也。
　　北城滩出土的墓志是活化石，是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它证实了这些墓主都是会州乌兰县人，死后都葬在北城滩唐墓群中，根据属地原则，北城滩这一带应当属于乌兰县地界。
　　但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地理志书对唐乌兰县、乌兰关的方位，却做出了反方向的定位，如《读史方舆纪要》说：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汉祖厉县地，后周置乌兰关于此，唐武德末置乌兰县，属会州，后没于吐蕃，县废。乌兰山，卫南百二十里。上有关，唐置乌兰县，以此山名。乌兰关，在卫南乌兰山上。《唐志》乌兰县西南有乌兰关，是也。乌兰桥，在卫西南百里。《唐志》：‘在乌兰关外黄河上。’其地亦名乌兰津。还有《嘉庆重修一统志》《靖远卫志》也持这种说法。
　　对会宁关的认定也是如此，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唐会宁关标在今靖远县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山上。台湾学者郑梁生编译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唐会宁关在今靖远县西南百二十里乌兰山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守忠先生认为唐宋会宁关为一地，都在今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西南约七八里关川河的峡口，关川河也是因此关而得名。
　　这里的卫，指今靖远，这些明清志书都将乌兰城、山、关、桥及乌兰县、津定在靖远卫以南100140里处，而100140里处的地方已经进入今会宁县境了，这在方位上与唐宋地理志书所说的在会州西北明显不合，为现代学者所不同意。
　　之所以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主要是学界对文献理解的错误而导致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位置判断的失误，并轻信了明清人的记载，又轻易否定了唐宋人的记载。其实，宋代也置有会宁关，但宋会宁关不是唐会宁关，宋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1098年）进筑，赐名通会关，不久，即改为会宁关，遗址就是位于今天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的古城。
　　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吗？
　　唐代，在会州还有一个会宁关。
　　会宁关始设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名气不及乌兰关。唐人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说：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yo）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这里叙述关中的四塞，西面提到了乌兰关，而未及会宁关。但至迟到了唐开元年间，会宁关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成为唐十三个中关之一。
　　《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中都说：会宁关，东南去州一百八十里。
　　台湾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依据史籍记载，对乌兰关、乌兰县和会宁关所在以及相互间的方位，作出了如下的论断。他说：乌兰关、乌兰县即在一地，或相去极近。自会州西北至乌兰县、乌兰关直路一百四十里，驿路一百八十里，而此关县与会宁关相去仅四里之遥然则会宁关东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亦就驿道而言，故志书记载乌兰县与会宁关皆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也。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即认为唐会宁关与乌兰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所在地在景泰县东北黄河大转弯处。
　　严耕望先生对于两关、两县的位置，实际上并未进行现场考察，分处黄河东、西两岸仅属推测之言，两关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大概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兰州大学教授刘满先生在严氏论断的基础上，认为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
　　城墙崩塌，损坏严重。
　　严耕望和刘满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所以两岸说产生了较大影响，为现代许多学者所认可。但是，两关两县两岸说对有些问题却解释不通。
　　比如《氾府君墓志铭并序》，刘满说墓主是唐天宝七载（748年）死在乌兰县城的家中的，而墓志铭出土的地方，即死者墓地在今北城滩，而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墓主的家乌兰县城就在墓地所在的黄河对岸。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如果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乌兰县人氾府君去世后，其家属为何要费力地渡河过关，将尸体运到黄河对岸的邻县去埋葬？
　　再比如，按照史籍记载，乌兰县和乌兰关在会宁关东南四里，如果北城滩遗址就是会宁关，乌兰关和会宁关夹河并置的结论成立，那么，乌兰关和乌兰县治在未迁移前，其位置就在今景泰县车木峡地段，但车木峡也是一块突入黄河的小岛，黄河对岸的靖远县境内层峦叠嶂，似无路可通，而且若在这一带设关立县，在军事上没有退守余地，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关于唐会宁关，史籍中还有如下记载：
　　在敦煌发现的文书《水部式》残卷中这样说：会宁关有船五十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着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nu）。
　　《唐六典》卷六中记载：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闻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
　　《唐六典》卷七中又记载：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其余船别三人。
　　唐代的关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有在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与驿道相连的关才能是上关，其它地方与驿道相连的关只能是中关或下关。在唐代有名的十一个关津中，会宁关是当时最大的。
　　唐朝政府规定：国内各大渡口，凡是没有桥梁的，量其大小难易，由政府拨给船只和船工。唐代《水部式》记载，开元、天宝时，会宁关有船伍拾。每只船的船工以三至五人计，会宁关约有船工200人，每天渡河的人当达千人以上。就船只和船工的数量而言，会宁关在当时全国没有桥梁的渡口中，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想见，当年的北城滩一带，四周巍巍群山环抱，滔滔黄河中流，倚山临水，关城下的黄河阶地上是等待渡河的士兵、商人和物资，大河两岸车来船往，人喊马嘶，一定是十分热闹的。《水部式》记载会宁关有船伍拾，《唐六典》记载会宁关有关船三艘，后代学者认为，前者是国家颁布的实用性法令，反映了会宁关的实际状况；后者只是归纳性条文，因而前者更为可信。
　　开元天宝时的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的西境在长安以西万里以外的地方。它在我国西北地区设有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还在今新疆地区设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离会州最近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在武威市），当时驻军7。3万人，马9400匹。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管兵7。5万人，马1。06万匹。仅这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十几万军队和两万匹军马的粮秣、器械，大都是要经由会宁关渡河。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来往于长安与凉、甘、瓜、沙诸州及西域各国间的商旅及其货物，大多也是经由会宁关渡河的，因此会宁关就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也最繁忙的渡口。
　　其实，在今人看来，北城滩是乌兰关也好，还是会宁关也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北城滩所在的这个地方及其渡口，在唐代是多么重要。从长安出发，通往河西走廊，主要有两条官方驿道，一条是秦州路，一条是乌兰路。乌兰路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这条路是一条军道、商道，主要供军队和商人行走，运输的是军队的粮秣和商品，在路过北城滩段的黄河时，竟然设置有两个关城。更为重要的是，在会宁关西南二十公里的今景泰芦阳镇的窎（dio）沟古城所在地，还置有新泉军，驻防着一支7000人的军队。新泉军由河西节度使统辖，主要职责是阻断吐蕃和突厥的联系，但对于近侧的会宁关，自然也承担着保卫职责。
　　会宁关最繁忙的时间是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后因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丝路道阻，会宁关最为辉煌的一页也就成为了过去，变成了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