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光系在国外赚的钱买不起国内的房子

　　文安光系
　　夏天回国，在上海静安区的一条小路边上，我和前领导在一家即将打烊的小酒吧前小坐。
　　现在房价这么贵了，他停了一下说，以后要回国找工作，就别来上海了。
　　透过眼镜片，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
　　我理解他所说的话。这半是同情半是安慰的句子里，似乎还有一个潜台词：你出国这五六年，上海的房子涨的你已经买不起了。
　　是的，就我当下的能力而言，即使我有再高的工资，好像也没法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解决住房问题。
　　一
　　参加工作24年，当一个人静下来时，就想理一理自己的住房简史。
　　1992年夏天时，我被单位的交通大巴拉到了家乡那座小城市南边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化工厂。到单位报道后，我被安排到了一个由四、五个工人共同居住的大房间。
　　资料图：工厂宿舍
　　房间隔壁就是食堂，所以苍蝇满屋子飞。那个牵在屋里用来晾衣服的铁丝网四周，爬满了黑乎乎的苍蝇。这样的房子，没有电扇，更不会有空调，但麻将声却24小时不断。一拔工人起身上班，另一拔工人就会下班接替，麻将桌子不能闲着。化工厂的特点是24小时生产，所以，无论怎么倒班，工人永远有上班的，也有下班的，他们愿意在业余时间到这间房子里打麻将。这房间会永远热闹。
　　房间窗户早就没有玻璃了，冬天时单位就安排人把塑料纸订在窗户上，这样好防寒。有一天，隔壁食堂的师傅生火找不到柴，就把紧挨着我们的门给劈掉烧了。
　　从那时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居住的地方没有门。
　　后来房间总算清静了，因为工厂销路不好，停产了。原先住在我房间里的人多数是临时工，也被暂时安排回家休息。我一个人住在诺大的房子里，突然有些适应不过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觉得害怕。
　　资料图：废弃工厂
　　因为，房子的后面，就是山。山上有许许多多的坟头，一些本单位的职工老死后，就埋在那里。
　　一个夏天的夜里，暴雨把我惊醒。抬头看屋顶，我发现房屋开始漏雨。屋顶上的纤维板被雨淋湿，慢慢地又被雨压垮，接着掉在地上。当发现势头不对时，我快速把床移至一个安全的地方，再用棍子把那些漏雨的纤维板戳穿，让雨水及时流下来，以免整个纤维板掉下来。
　　再后来，单位盖了新房。人们开始为分房始进行各种活动。有指责分房不公的，也不管领导同不同意，自己强行搬入再说。几年后发现，我另一个同事也觉得自己分房不公，就把单位领导逼进办公室，把门从里面反锁起来，要和领导谈谈。
　　好几次的分房证明，除了年龄工龄职务这些要素，如果能跟单位领导来狠的人，大都能如自己所愿。
　　此外，当年分房，如果你结婚了，加分；没结婚的，是没有资格分房的。
　　那个时候，总是在相信领导。自己也单纯地觉得，就算自己再难，即使不跟单位领导说，他们也一定会看在眼里，单位领导将来一定会给自己想办法，不会让自己吃亏。
　　二
　　后来我被借调至单位的机关工作。刚去时没有寝室，老科长到处说好话，总算把我安置在一栋单位食堂工人的宿舍里。但我也同时也被告知，这栋房子很快将被拆除。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被单位送至省会城市的一所大学学习。寒假回单位，发现房子已经不在了。我在食堂的仓库里找到了自己的行李，却不知道去哪里住。
　　如果单位没有房，自己是无话可说的。但结果偏偏不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占着房子，并没有住。最厉害时，单位曾经的一个临时工占着一间房，人早就不在单位工作了，房子竟一直在住着。但没有人敢过去要，据说那人多次扬言说谁要赶他走，他就要取谁的命。
　　每次分房时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但就是轮不到自己。再后来，各种条件都比自己差的人都分上了，自己还是没有机会。因为，每个能分到房子的人，似乎都有比我更充足的理由。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人家结婚了就是一条。
　　无奈之下，就借了老同事分在下属单位的一间房。没多久，这个下属单位的领导就来催我搬走，因为他们要照顾自己新来的职工。
　　资料图：集体宿舍
　　最后我还是被强制搬走。因为，对方撬了门，换了钥匙。我的东西据说被搬到了这个单位的仓库，之后我又重新在外面找地方住，也没再去领那些东西。
　　有一次实在没地方住，半夜给管分房的领导打了个电话。领导只是说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面就没了下文。
　　多少次盼着，也没盼到一个自己的寝室。那几年的日子，基本上就是在外面找朋友借房子住。四处漂着的日子，是没有多少安全感的。最远时住在了离单位大约七八公里外的地方，每天早晚，都要骑车去上下班。
　　有一次下雪，自己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上，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那些年，多少次也在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领导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己的难。
　　三
　　后来总算是爱人单位分了房子，尽管挨着马路，噪音很大，房子很小，但是房子再小，也是自己的。噪音再大，也会睡的很香。有了这个房子，总觉得人生温暖无比。
　　再后来，大约是在自己工作第九个年头的2001年左右，自己单位也给分了房子。那个时候工资在800元左右，需要交7。6万元。这在当时，的确是一大笔钱。
　　两年后，我决定辞职去上海工作。尽管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10多年，但公务员国家是没交保险的。主动辞职，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而有意思的是，如果当时是乱来被单位辞退，倒可以拿到一大笔钱。我对这种处理怎么也想不通，后来去问原单位，最后给我的回复是：你现在过的比原来好。
　　有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你还不如在原来单位犯个错误，还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制度设计不合理，很容易把人引向做恶的方向。就象现在的限够，逼着人们要去离婚，才能最大可能地减少成本。
　　辞职了，我把房子也退掉了，干干净净来到上海。
　　四
　　2003年时，上海的莘庄好像还有农田。四五月份，非典期间，被单位要求呆在家里的我去到地铁站周边去看新建的楼盘，售楼员回复说，5000元一个平方。
　　2003年年底，爱人辞掉工作，从老家来到上海。当时我们准备买房，房价已经每平方上涨了1000元。没钱，我们就在距地铁站不太远的地方，买了一个74平方米的二手房。因为靠着铁路，夜里能感受到火车开过时的噪音和震动，所以当时的房价是38万。两年多后的2006年，房价继续上涨，我们的经济稍好些后，就把这处房子以45万左右卖出，再在附近买了一处100万左右的二手房。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同卖家签合同时，卖家男主人的那个样子。他叼着烟斗，不无自豪地跟我说，他们买的这处房子，28万，加上装修，也不过30多万元。两年时间不到，现在他们就可以拿到手100万现金了。
　　两年之后，因为煤气需要过户，我再见到他时，他懊恼地跟我说：没想到啊！当时卖给你们房子时，接着再到别处买房子就好了！此前的人生赢家，在房价上涨之后，开始有些懊恼，突然觉得自己败的一踏糊涂。
　　郊区房子便宜，住着舒服。尽管每天要在路上花23个小时，但我依然对日子感到满意。如果不是孩子和我自己工作的原因，我想我一直会住下去。
　　资料图：上海地铁早高峰
　　在报社工作，经常需要上夜班。即使是没事儿的时候，也会养成习惯，守在办公室，直至深夜。而当我夜里要回家时，才发现，在郊区买房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从时间上来说，我需要打出租车至徐家汇某一商场门前，接着再转夜霄车或跟别人拼车回家。一班夜霄车，等的时间不短。夜霄车司机，为了多拉些客人，往往在车子启动后，还要在周边转上两圈，才开始朝前开。
　　在这样的车子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城市的世间百态。那些深夜里回家的人们，昏昏欲睡。一些人当听到售票员把正常票价从2元涨至4元时，就开始跟对方吵。不少人吵到最后，愤怒地让司机停车，自己激动地下去。我不知道在那样的夜里，这些人为售票员多收两元钱而愤怒下车的人们怎么办？两元钱就心痛，难道他们会花钱坐出租车么？几乎每天晚上，几乎每趟车上，都有这样的争吵和反抗。
　　这趟平时如果坐出租车，从单位至家门口，只需要不到30分钟的路途，在夜里，往往会花掉我们至少两个小时。
　　我偶尔也坐出租车，省了时间，但要付出七八十元的代价。更要命的，是我曾遇到过一次小车祸，原因是司机看我睡觉，他自己也打起了瞌睡。
　　促使我要搬到市中心住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我们跟女儿的关系。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无论她上幼儿园还是小学，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很少。一般情况：我下班回家，她睡着了；她第二天起床后，我还在睡觉。所以一个星期，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周六。因为办报纸，周日是需要上班的。女儿稍大一些后，开始为学钢琴和其它补习班的事情，和爱人进行战斗。在每天都会接到她俩分别打来的电话后，我决定搬家至市中心单位附近。再贵，每天也要和孩子一起吃饭，陪她。
　　住在郊区，如果每天早晚班挤地铁，那才是重体力劳动。很多时候，说要男女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早晚高峰的地铁上，根本做不到。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挤在车箱里时，几乎没有距离。
　　2009年时，我在市中心买了一个小房子。那年年底，把郊区的房子卖掉。180万的成交价，去掉各种费用，大约还有170万左右。
　　资料图：筒子楼
　　而在2009年年底，我当年问过的5000元一个平方的房子，已经涨到了3。5万一平。又过了一年多，听说我的买家，转手以270万的成交价把房子又卖掉了。
　　去年我上网查时，那样的房型挂牌价已经涨到了550万，而现在，已经挂到了650万左右。
　　2011年前后，我把两处房子卖掉，出来读书，看世界。时常有人跟我说，如果当年你房子不卖，现在也是千万富翁了吧！
　　我想，我不后悔。自身的钱财增长与读书看世界相比，我觉得后者更值得投入。而有时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离开上海，我何德何能，什么事情也没做，就坐地成了千万富翁？
　　这事儿怎么想，也让人觉得不靠谱。
　　五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
　　当年一起去上海打拼的，没有钱，就选差的地方买房。后来发现，前期买房投入的多与少，已经把大家在财富上拉开了一个很大的等级。
　　更可怕的，是我那些坚信房价会跌而坚决不买房的朋友或同事们。
　　一位朋友在一家财经媒体算是负责人。因为媒体不停地宣传，国家要控制房价，要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几年后，我在网上遇到他爱人，问及买房的情况，她有些埋怨，说自己前几年不该听信自己丈夫的话而一直租房。
　　我的一位同事，2003年就来到上海，一直坚持在上海租房，因为他坚信媒体报道是真的，国家会对房价实行调控。2011年我即将离开单位时一个夜晚，我俩在办公室里谈心，他突然有些伤感地跟我说：我想买房了。
　　他手里有5万现金，如果家人再凑一些，估计一共能拿出10万的首付款。他问我这个钱能在哪里买房？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他了。
　　这位同事现在依然还在上海的媒体工作，还在租房。好几次他都和我微信聊天时说：这辈子不指望能在上海买房了，以后养老的话，就回老家的乡下去住吧！他语气里常流露出的无奈和伤感。
　　他似乎已经绝望，不再抱有幻想。而我周边，许许多多不太听信媒体的人们，坚定地买房，却拥有了让人想到不敢想的财富。
　　但我分明感受到了另一种可怕：听信媒体所传达的声音，最后沦为一个吃亏者。而反其道而行之的投机者，却成了人生的大赢家。当下的社会，获得财富似乎不再需要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是需要投机。他们说什么，你就反着来，肯定没错。一次在酒桌上，一位在上海拥有多套房产的市民得意地说着他的经验。
　　我一路走来，每一个单位都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都是温暖人心。有时候静下心来细想，就住房而言，的确没有多少让人值得自豪的地方。
　　而在我参加工作24年来的经历中，似乎就从来没有感受到一个真正的住房公平制度。在市场化之前，单位分房的时代，似乎分得一个好单位，便可以把人们的财富拉开一个层面。而当年以极低价格分到好房子的那些人，则又成了人生赢家。
　　那些没有沾到单位光的人们，也并没有享受到一些优惠制度，比如免税。即使是现在，也还有单位能找到理由盖房分房。也有朋友私下跟我聊天时说：自己又从单位新建的房子里分了一处。
　　而当下这么多年，我却看不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住房制度，我看不到一个有序合理的解决人们住房的办法。这个住房制度，需要对这个国家人人公平。年年喊打，年年房价上涨。年年喊调控，却越控越涨。而像我朋友那样听话的老实人，则年年吃亏。时间一长，很容易会失去信任。
　　我当然为我那位没有买房的朋友感到难过。我也能理解前领导劝我不要再回上海工作的心情。我投资自己的教育，出国读了几年书后才发现，知识是没有用的。仅就房产而言，我已经被列入了这个社会最贫的阶层。
　　只是，这样的房价，让许多人看不到希望。当人们没有了希望，才是最可怕的。
　　资料图：上海楼盘
　　比高房价更可怕的，就是失去信任和希望。
　　前段时间看BBC的一部拍摄于1960年代的纪录片，讲到英国女王对伦敦住房提出的三点要求：要让每家的孩子都能在自己的院子里玩儿；不能破坏伦敦30的绿地和绿化带；不能拆掉现有的房子。后来，英国人根据这三点要求，走出了一条卫星城的路子。
　　我当然希望能听到中国有这样的住房目标，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也更愿意看到我的那位同事能在上海拥有一处自己的住房。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住房公平制度，还需要有更清晰的居民住房目标。当然，还要有百姓能承担得起的房价。
　　也许，这条路不会走的轻松。
　　2016年10月3日中国时间凌晨草于伦敦家中，为腾讯大家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