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浚县黄河故道出土白瓷的窑口归属

　　2011年春，河南浚县黄河故道内发现一批古代瓷器，缘起于当地居民挖沙。这批瓷器在挖沙过程中发现并在无序状态下遭到哄抢。文物部门得知信息后联合鹤壁市、浚县公安部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及时制止，收缴了一批瓷器。同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较为可信的地层堆积资料和一些实物，对研究埋藏地环境和这批瓷器的运销路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2012年10月在河北第二届国际磁州窑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掘者报道了这些资料，当时笔者感觉是山西介休窑遗物并对发掘者表达了意见。之后一直也未能考察出土实物，遂成念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蔡枚芬女士在看到黄河故道这批遗物后，曾专门到介休窑址做过调查。期间还有些学人曾讨论到这批遗物的原产地，终于还是莫衷一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批资料发表在《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上，发掘者可能还是倾向于是河南当阳峪或鹤壁窑场生产。2018年4月，在参加河南大象博物馆组织的汉唐釉陶学术研讨会期间，蒙发掘者之一的赵宏先生接待，笔者考察了存放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这批出土瓷器。对这批瓷器的原产地有了明确的认知。
　　这批文物出土24件（片），收缴70件，共计94件。收缴的文物出自考古发掘范围之内，并经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应当不会有太大出入。收缴的文物和这次发掘出土的主要文物皆为白釉瓷，胎薄质细，釉色白净，报告者如是表述，准确无误。器型以水盂、碗、碟、盏为主。都属于精细白瓷的范畴，没有大件器物。从现有揭露出土遗物的区域和范围看，这些瓷器出土位置靠近黄河内堤的一段南北向窄长流域，南高北低，先后两次冲击而成，说明这些器物的落水地点离发掘位置不远。依据这些器物出土时多为完整和原地破碎，有的器物圈足内还粘结有较多窑沙，证明了这些瓷器在落水之前尚未使用过。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个和多个成摞出土，个别的器物与器物之间遗有植物相隔和植物绳捆绑痕。表明这些瓷器的落水与沉船有关。
　　笔者这里就这批出土瓷器的烧造窑场及相关问题做简要讨论。
　　这批瓷器全部为细白瓷，瓷器的器形、胎质、釉色以及烧造工艺在现有发表资料中极为少见，我们认为这批瓷器可能出自焦作当阳峪或鹤壁姬家山砂锅窑一带的某个窑口。报告者显然没有找到发表的介休窑资料，对窑口也没有明晰的梳理，由此形成这种含糊的认识。
　　诚然，窑址标本与出土物的比照需要有一个融会贯通的认知过程，反之，就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介休窑（北宋洪山窑场）细白瓷器物种类繁多，就碗盘类物而言，胎体较薄，胎质细腻但致密度不大，部分有酥松之感。采用三支钉摞烧或垫砂单匣烧造，器物的内底和足背留有三支钉痕或粘砂。釉水至少有薄厚两种：薄者釉面紧密不开片，厚釉者几乎都开片且有肥润感。器足外墙皆不满釉而露出胎体，这和自身施釉及烧造工艺有一定关系。经过对出土实物的观察，这批瓷器几乎都是垫砂单匣烧造的，胎质、造型等工艺特征和介休窑完全吻合，可以确认为介休窑遗物，唯釉面有与常见遗物不相符的特征，是其辨别窑口的瓶颈。这批遗物出土在黄河故道内，严格讲是出在细沙内，这和出在土中是不一样的。由此使人联想到器物的埋藏环境，出水的有海捞、河捞、湖捞，都是水捞，但有截然不同的特质。有海水和淡水对物件的不同侵蚀，附着物显然也是不一样的。遗物的表皮形成不一样的效果。出土遗物也同样，南北方的不同土质，或者不同地域的土质及土中其他元素的不同、器物临近的材质等都会对器物表明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出土后不同的皮壳表现。浚县黄河故道出土的这批遗物，叫做出沙器物可能更为准确，它和在土中埋藏所形成的皮壳完全不一样。所有器物釉面柔和、温润，有如轻度磨砂质感，这正是埋藏在沙子中近千年所导致的一种别样面貌。我们无法得知它们在落水后受过多长时间的水流冲击，渐渐为流沙所掩而后在沙中受流水的震动，以至断流后静静地被地球自转或地壳运动所影响，我们仅仅知道了埋在沙里的瓷器，是这样一种造化后的温和。
　　以往笔者认为介休窑有一种陶瓷商售的简略框架：介休窑的产品一般都向内蒙、陕西、宁夏、甘肃一带倾销，这是因为地理环境和当时的陶瓷产业决定了它的商业贩运模式。宋金时期，河北有定窯、磁州窑一系列大规模窑场，河南有登封、密县、鲁山、汝州、修武、鹤壁等密布的高水准陶瓷烧造地区，介休窑的产品在这里无法与之竞争，就只有向西部和北部陶瓷产业略欠发达的地区开辟市场，这是在长期观察有关介休窑瓷器出土地点的信息中得到的启示和认知。而浚县黄河故道出土的这批瓷器，虽为个例，也不免让人觉得诧异和喜悦，将改变我们认知上的不足。如果报告者所言最近我们在浚县黎阳仓遗址发掘的北宋晚期和金代地层内也有同样标本（按：黄河故道出题瓷器）出土属实，笔者所理解的黄河故道瓷器是因为某人喜好而可能运往山东的个例，将是不成立的。那样，介休窑宋金时期的产品销售市场将需要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