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公权

　　所谓的车轮上的特权屁股底下的腐败等等说辞，都是公众对公务用车的形象比喻。近年来，在各地城市为了治堵对私家车采取限牌限行的背景下，庞大的公车总量，以及与之伴随的公车浪费、超标配车等现象已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公车还包括军车，种种劣行记录如公车违章不罚款公车私用被轻罚公车肇事被轻判等社会事件，使得政府公信力受损。
　　早在1994年，中办、国办就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2010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做工作汇报时，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其中就包括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2012年8月国务院制定《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内容中又提到关于公车社会化改革条款。
　　中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有一些县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革，但能长效坚持的只是少数，多数试点受多重因素影响夭折，甚至出现公车回潮。对于官员坐骑的改革举步维艰，有专家总结出两点原因，一是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二是缺少更高层面统筹。在这之外，官场中由来已久的特权思想也是公车改革屡屡遇阻的重要因素。
　　现实摧毁设想
　　东部某市一位参加公车改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年进行了公车改革工作，市级直属单位除了一把手有专车外，其余人员的车全都收归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由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车辆。但很快问题就暴露出来，因为各个单位用车时会出现很多矛盾，强势单位用好车，弱势单位用一般车，条件特别差的单位就连一般车都抢不到。另外还会出现，一些领导有车了，但下面真正干活的人却没车。而且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对每个单位一年要用多少次车进行数量限制，这样就会让真正工作的人失去积极性。所以公车改革做了几年就停止了。现在公车还是归各单位所有，按照《用车制度管理改革》为指导，实行编制制，就是每个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人员编制数量，以前车辆数目等因素申报给省里的车辆控制管理办公室，由其来统筹制定各单位的车辆配置数量。实际上又回到了过去的配置状态。
　　另外据记者了解，广东省正在进行省直部门单位的公车改革方案，目前正处在研究阶段。其他省直部门的公车改革基本都没动，只有内蒙古做过公车改革，但实施一段时间后又改回去了。一位了解车改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有地方的市级单位已经做公车改革，省级可以做参考，但是省级要改革会比市级难得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说：改革最重要的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只要政治局带头，就自然有力度去号召地方改革。就像抓作风建设一样，发出八个作风改变规定，中央只是刚开始改变，文件还没正式到基层，基层就已经见效了。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和法制国家，而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上行下效一定是这个体制的特色。榜样的力量，领导的重要力量很强大，这个道理很简单，车改也是这样。但李成言也表示，公车改革涉及到的利益很多，越到上层越复杂。
　　问题复杂
　　将近二十年的公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丹阳说：公车改革涉的到财政，因为要养车、养司机。当然除了公车外，还包括政府也不敢涉及到军车。军车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长此下去会成为非常沉重的包袱。改革公车涉及到社会公信方面，因为公车在社会上经常不遵守规则，公车私用；公车改革还涉及到普通公务员自身的利益，其实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如果车改后，让他们自己去掏钱办公事也不现实；最后还涉及到既得利益者，公车消费和吃喝消费是一样的。根本上还是阻力比较大。因为它牵扯到政策制定者的饭碗或者福利。触动了这个东西，改革是根本转动不起来的。
　　公车改革究竟要怎样做？李丹阳认为，这个可能需要政府去思考。因为目前中国社会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普及，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对公车消费如此之大已经怨言载道，说得更激烈一点，公车消费已经成为政府的包袱，它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已然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处理得好，那就会很得民心；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有民怨。而且这种包袱引起的民怨会很严重。政府最好把这个包袱切割掉，让公车消费更加透明化，让群众监督更重要。这可能是在公共财政方面要突破的。
　　思想桎梏
　　官员配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乃至更早，那时能够配车的官员通常要士大夫级别，这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这种与车相伴的等级制度穿越到当下便是官员的特权思想。
　　李成言认为，公车是特权的体现。正处级要配车，副处级要配车，现在到了地方会发现甚至正科级，副科级都要配车。正是特权造成他可以拥有配车的权力。车的问题是特权问题，也是一种制度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管理体制、党政管理体制就决定官员可以配车。因为这个体制只能是首长负责制，体现长官意志。作为领导，自身有权力，而且越有权力就越炫耀，并通过炫耀车的等级来标榜自己权利的大小。另外对待下级，也要会收买人心，给下属配车会是他搞好上下级关系的一件砝码。作为领导，得人心很重要，因为上下级干部对他的评价会很重要，影响着其政治前途。因此，现在公车泛滥，改革得不到成效，我觉得根本还是制度改革问题，是一个领导体制改革问题。他说道。
　　进一步思考，体制和经济发展应该有直接关系，因为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达与否会不会影响特权体制的强弱？李丹阳说：研究发现，能否推动某项改革，和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活跃度程度有很大关系。比如广州、温州等发达地方做预算公开有很长时间，而且确实很有效，要想根治腐败还是要权利制约权力。用社会的权利和公共的权利去制约行政的权力，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区，相对来说人与人的平等感会比较深入人心，而独自尊大的意识就会少一点。比如人在市场领域进行交易，就是甲方和乙方交易，你就给我提供服务，我们是平等的。在市场当中，没有说谁养育了谁，谁是父母官等说法，这是非市场经济的产物，体现了政治领域的不平等。
　　因此李丹阳认为，很多时候，这种行政改革包括社会的变革都是从下往上推进的。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会加快改革进度，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包括企业，由于他们受到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他们有监督和参与的意识。再有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但确实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公车改革走到今日，好多人似乎都看不清该如何推进，据记者了解，去年公车改革还在一些部委中进行了积极准备，但在今年便悄无声息了。好多地方对此也无实质性进展，只有少数地方正在研究方案。
　　不过有心人也会注意到，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其中谈到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据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消息，外交部部长王毅公务用车从6月17日起使用国产红旗H7轿车。
　　从此可看出公车使用方面的两个新导向，一是统筹使用，就是按实际需要配车；二是使用国产红旗，代表了公车采购新方向。似乎看到高层已经把注意力转到公车采购，支持自主品牌上面，那么，公车改革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