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初期日本与朝鲜的大藏经外交

　　明朝初期，日本南北统一，高丽国改换门庭，取名为朝鲜，纵观整个东亚，都处于变革的大潮。日本与朝鲜为了壮大自己，开始与明朝建立外交，其中最为重要的外交方式就是利用《大藏经》，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各地重修寺庙，大力普及佛教文化。
　　与此同时，明朝恢复了对东亚诸国的册封，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不少学者认为明朝初期，日本与朝鲜为了仰仗明朝的威名，用的是一种大藏经外交，旨在用一种佛教文化展开一种新的对外关系的布局，这种大藏经外交对明朝的国际秩序的初步建立，有一定的前瞻意义。
　　14世纪末15世纪初，东亚各国都处于政权的新老交替期，朱元璋刚刚建立明朝，而日本在长期的分裂后，于1392年统一，而朝鲜半岛，朝鲜李氏家族推翻了统治几个世纪的高丽王朝，随后开始与明朝建交，为了让诸国臣服，明朝对外建立了带有朝贡形式的册封制。
　　此时，倭寇问题成为明朝建国初期的最主要矛盾，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明朝从上到下，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问题才被名将戚继光彻底解决。
　　公元1400前后，朱元璋派遣使臣抵达日本，与日本国建立外交关系。建文帝四年，明朝又派天宁寺和天竺寺的住持到日本宣讲佛法。至此，中日两国在断交几百年后，重新恢复邦交，日本再次向中国朝贡。
　　在中日的外交活动中，寺院的僧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这段历史外交，被称为僧侣外交，也叫大藏经外交。那么，明朝为何要用僧侣或佛教作为外交手段呢？分析起来，有以下原因：
　　首先，日本对中国一直有戒备之心，最初几次的派遣使臣，都被他们羁押或杀害，为了去除日本国的抵触情绪，朱元璋改变了外交策略，变得更加柔性和具有文化特性。
　　第二，恢复邦交前，日本也曾派使臣来中国，这个使臣的身份是僧侣，封明朝为正统。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之礼俗，因此，朱元璋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日本，并对来中国的日本使臣进行了册封。
　　第三，日本国与中国建交后，他们国内的天皇信奉佛教，对僧侣非常敬重。
　　据悉，当时掌握政权的圆融天皇，其本人就是寺庙的座主，被日本民众称为承胤法亲王。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就用僧侣为使节。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的佛教文化已经很浓厚。
　　朱元璋用人灵活，在外交事务上肯定也不会死板。几次试探下来，他觉得用僧侣派遣的方式是最适合的，有利于日本高层归顺自己，而日本天皇热衷佛禅文化，这就从客观上让中日邦交能更进一步。
　　相比中日邦交，朝鲜与日本的外交更加多元，朝鲜李氏家族当政后，同样也受到了倭寇的骚扰，为了镇压倭寇，朝鲜当政者被弄得国库空虚。
　　后来，日本幕府将军平息国内战乱，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此过程，日本朝廷同样用的是僧侣外交，他们以寺庙为依托，派遣僧侣到朝鲜，而朝鲜对于这种邦交，乐见其成，非常欢迎。至此，中日朝三国，开启了一段长达百年的大藏经外交。
　　1394年，日本节度使派遣使臣到朝鲜，并送还了倭寇抢走的六百多名百姓，后来，又派遣僧侣入朝，请求大藏经。为表示感谢，朝鲜外交大臣崔龙苏赠送日本节度使两部大藏经原本，并请求节度使协力抓捕倭寇。
　　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国多次求取大藏经，而朝鲜多次赠送大藏经，在一求一送的外交往来中，日本与朝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邦交关系。对两国的佛教文化和经济往来，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藏经》又叫《一切经》，此经汇聚了佛教的众多经典，是众多经书的总称，内容包括经、律、论三部分，在所有的佛教经书中，《大藏经》的地位举足轻重。日本为何要求取这本经书呢？总结起来，可能有以下几种因素：
　　第一，日本政权刚建立，不是很稳固，地方政府的寺庙对大藏经有强烈的需求愿望，如果此时拥有大藏经，可以稳固人心，稳定政权，便于统治。
　　除了政府，日本国内的皇室和贵族也希望得到这部经书，他们不仅求取经书，有的还为寺庙求取佛钟和印章。据史书记载，日本使者为了获得佛钟，曾出现拔剑伤人的事件，虽然影响很不好，但却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社会对经书和佛钟的需求有多强烈。
　　相比佛钟，印章好比官印，是国与国通关的凭证，一旦获得，就可以顺利通关。除了这些，印章还是臣服国的象征。明朝时，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朝贡者众多。据史书记载，永乐元年，明成祖就册封过日本幕府将军为王，授予印章。
　　日本建国初期，想极大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印章和大藏经，都是他们壮大自己的手段。
　　第二，日本向朝鲜求取大藏经，有利于恢复明朝与日本国的关系，因此明朝此时已经和朝鲜建立外交，日本希望通过朝鲜这个第三方，从中斡旋，以便将来与明朝重新通商，开放贸易。
　　公元1460年，朝鲜国王答应了日本使臣代表足利义正的请求，赠送日本国一部大藏经，随后又附赠其他佛教经典。公元1482年，足利义正又为大和兴福寺求取经书一部，随后被德川家族安放于增上寺。
　　公元1489年，日本又派使臣向朝鲜求取大藏经，此次求经，朝鲜国王并非完全答应他们的请求，因为朝鲜遗留下的大藏经已经所剩无几。据史书记载，从幕府时代到德川时代，日本共计向朝鲜求取大藏经25次，除2次没有达成所愿外，其他都获得了经书。
　　第三，日本在朝鲜之前，曾经向中国历朝求取过经书。
　　据记载，唐代时，日本僧人元珍就从唐朝带回经书1000卷，而出使日本的唐朝商船也带回了一些经书的残缺本。后来，日本僧侣玄昉又从唐朝带回去5000卷佛教经典，其中不少为开元年间的大藏经。
　　至北宋、南宋，大量日本僧人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把从中国带回的佛教经典书籍存放于京都、奈良等地的寺院中，供当地的僧人阅读查看。
　　至元代，虽然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但日本镰仓净妙寺的僧人赴元后，仍求得大藏经数部，随后存放于净妙寺中。公元1341年，日本天龙寺的商船途经元朝港口，又派人求得经书多部。
　　从以上可以看出，明朝之前，中国与日本就有经书方面的礼仪往来。但可惜的是，永乐时期，明朝与日本发生矛盾，日本国的古幢长老派兵追杀明朝使节，至此明朝与日本彻底断交。为了缓和与明朝的关系，他们只能从朝鲜入手，让朝鲜当成中日之间的沟通纽带。
　　第四，朝鲜的高丽时期，朝廷藏经阁有大量的大藏经，这些经书是中国在宋朝时以册封的名义赠送给周边国家的，以彰显天朝大国的威严。
　　经书作为邦交的象征，可以帮助东亚国家树立宗教威信，让国内的民众更团结。宋代时，印刷术发展迅速，书籍得以广为流传。据统计，仅公元1027至1085年间，高丽王朝就从宋代朝廷那里求取或购买大藏经、华严经等多部。
　　由于大藏经不会涉及朝廷机密，同时还能扬我国威，所以大量佛教经书被运往高丽国，也就是后来的朝鲜。
　　当时的高丽不仅运回大量经书，还从宋朝那里学习了雕版印刷技术，他们的僧人以《开宝藏》为原本，用近80年的时间，复印了大量的佛教经书，由于在高丽是首次印刷，因此被称为《高丽藏》。
　　遗憾的是，部分《高丽藏》由于蒙古大军的入侵而丢失或烧毁，后来高丽迁都江华岛，又印制了8万册大藏经。
　　至明代，高丽被朝鲜取代，朝鲜的官方把原来的经书保存、保护下来，据粗略统计，明时期的朝鲜拥有经书多达数十万册。但遗憾的是，朝鲜的国王对佛教兴趣不大，后来的几位国王甚至把佛教当做异端邪说，因此一些经书被无谓地损坏。
　　以上几个原因，促成了日本与朝鲜的大藏经外交。
　　除了这些，朝鲜国王想要改变与日本的关系，也是不能忽视的一点。借助经书，朝鲜可以与日本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互通商贸往来。有学者认为日本与朝鲜建交后，至少有六千多卷的大藏经，从朝鲜流向日本，这些经书为日本宣扬佛教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日本和朝鲜当时都想通过大藏经外交，对内整合国内的势力，对外恢复中央集权，脱离明朝的朝贡。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都想通过外交方式壮大自己，以期在对外贸易和国际地位上有所利益获得。
　　从长远看，日本通过僧侣外交，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凝聚了国内的人心，实现了中央集权以及与明朝的外交斡旋，借助朝鲜的大藏经外交，改变了与明朝的不对等地位，对于民族的自信心和本国的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