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礼文献中的古史分期与虞夏连称

　　【摘要】本文将虞夏连称一词放在战国时代不同的古史描述中加以考察，以《大戴礼记》〈诰志〉、〈少闲〉、〈千乘〉、《礼记》、〈礼器〉、〈礼运〉、〈檀弓下〉、〈孔子闲居〉、〈表记〉以及出土文献《容成氏》、《唐虞之道》等相关的古史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考查虞夏一词出现的年代及其文化涵义，探求虞夏连称及分离的原因。
　　【关键词】古史；唐虞；虞舜；禅让；德治；三代
　　帝王谱谍的研究者整理古帝系统，从黄帝始，经颛顼、帝喾，下传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记录了这个五帝传统，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确认了它的正统地位。在先秦文献里，从尧、舜至汤、武的历史叙述中，我们笼统地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强调古史诸帝的徳治传统，即朝代更替的延续性；另一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流露一定怀古、崇古的思想倾向。这两种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不过是对历史发展同与不同的两种角度，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两者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和政治态度。
　　一、仁政延续史观
　　第一种意见如《大戴礼记少闲》称尧、舜、禹、汤、文王为五王，（缺乏尧的介绍）四王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受天命治天下；施德政于民；德治远播，外族归附，四王对外影响均袭用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一句。《大戴礼记诰志》概括了五王为政之德：尧贵以乐治时、舜治以德使力、禹治以移众、汤治以伐乱、文王治以俟时，此与〈少闲〉篇互相印证。虽然五王治绩的特点不一，不过，五者昌国安民的效果则无异。〈少闲〉的历史观有两点：一不同历史阶段不必有划一的管治手段和政治特征，不过，五王的为政原则均一致；二民本为尚〈少闲〉用粒食之民六次表达民生的重要，又用民明教四次强调教化功效。重视民生教化乃检验为政者功绩的政治指标。〈诰志〉称五王之治为仁政，襃举为最高的政治、文化典范。文中赞扬仁者为圣，又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由此，〈少闲〉和〈诰志〉两篇该结合来看。总之，〈少闲〉和〈诰志〉承认历史上四代不同政治特征的差异，不过，仁政乃历代为政者的楷模。文献没有否认时代的因素及历史发展的势向，但作者还是将仁治视作人类文明的极致，圣王的诞生等同于文明顶峰的再现。作者将四代的延续视作在历史时序里出现四座巍峨挺拔的高峰，纵使四者姿态各异、形势不同。
　　这种仁政延续观念也见于《礼记礼器》。经文云：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此文解释礼，时为大一句而来，后引《诗》匪革其犹，聿追来孝为证。〈礼器〉五王与〈少闲〉、〈诰志〉五王只前者称武王而后两篇称文王之差而已。虽然〈礼器〉强调放和伐跟尧、舜授贤对照，不过，无论授贤也好，放逐、征伐也好，都是历史条件使然。经文这句话的内涵对让贤或力政的时代风尚不采取道德判断，承认因时制宜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乘时创制、事异道同八字概括历史上嬗、授、放、伐四种获取政权方法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强调延续发展史观的儒生心里都存在着某些忌讳心态，如〈礼器〉引〈大雅文王有声〉作证，旨在说明放、伐与嬗、授的内在贯通性。
　　二、古史发展的两阶段论
　　第二种意见将历史分作两个阶段，往往前阶段社会朴素和谐；后阶段社会欺诈争夺，呈每下愈况的趋势。
　　（一）《容成氏》
　　上博简书《容成氏》提出商汤是前后两期分水岭的史观。简文开始罗列古帝名称，由于第一简缺，第二简开始有〔尊〕卢氏、赫胥氏、高辛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浑敦氏和伏羲氏八帝，若将第一简缺失的古帝名称计算在内，推断该共有古帝二十一人。
　　在尧之前还有一古帝，简文氏前阙二字，不知此帝名称，在位三十七年而卒。尧让位舜、舜让位禹，禹让位益，简文称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下称启传十六世至桀。《容成氏》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有两处：一记载古帝从容成氏始至禹共二十五人，这一段上古史的特点是各安其职，百姓逸乐。除禹外，这些古帝能皆不授其子而授贤。简文称禹有五子，皆不传子而传皋陶，后皋陶死而传益，不过，禹子启攻益自取。《容成氏》作者对启武力夺取政权没有批评。如果我们将禅让古史与夏桀及商纣之世比较，朝代交替往往天下动荡、百姓疾苦，前后两者泾渭分明。《容成氏》簡文残缺，周武伐纣之后就没有了下文，若仅从保存下来的简文考虑，全篇歌颂寝兵让贤的精神十分明显。二简文对商汤伐夏桀、武力得天下的描写特别详尽。汤伐桀与启攻益的性质相同，但简文称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启〕王天下十有六世而桀作。两句过渡。以武力夺取政权该自启始，但简文却严正地谴责商汤。
　　简文凸显商汤得以王天下的真相及他改变社会风气的原因：一推翻夏代赶尽杀绝的举措，简文三次称从而攻之，表示桀逃往鬲山氏、南巢氏及苍梧之野，汤均紧追不舍，最后更发起天下之兵，非要对桀亢宗戮族残群不可。二用暴黩武，汤征九州之兵，全面发动战争以征伐四海天下。三扰乱社会秩序，强弱不辞听，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四民生困顿，汤记录天下户籍，征收关、市税项，老百姓心生怨恨，社会弊病从始产生。残疾者日多。五汤起用伊尹，采取武力禁制暴乱。以上约二百二十字的描述正好与简文开首诸古帝之有天下的特征恰成强烈对照。
　　如此，《容成氏》作者的用心便可知。值得注意的是，启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第一人，简文并没有批评他，原因不明，也许启沿用禹的政策，对社会风气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对老百姓没有造成伤害。《容成氏》作者描写汤推翻桀的过程特别详细，简文提及商汤的暴力行为令社会骚动，文中用始生、始起，揭示时代风气自此大变。似乎，《容成氏》作者并非一味排斥武力夺取政权，他谴责商汤直指他的暴虐和侵扰百姓。
　　如果我们将《容成氏》对汤逐杀夏桀、黩武征敛的描写与孔子闲居所谓三王之德的三无私对照，两者的矛盾是很鲜明的。〈孔子闲居〉三王之德，经文称三王只言商汤及周文、武，不言夏禹。这种写法，孔颖达解释：唯云汤与文武不称夏者，以夏承禹后为天下治水过门不入，无私事明。但殷周以战争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举汤与文武也。由此，〈孔子闲居〉讲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强调禹、汤、文武传承无私精神，上承三代前禅让古风。殷周以战争而取天下不正就是《容成氏》的纪录，恐其有私不正就是战国儒生的忌讳。
　　（二）《大戴礼记千乘》
　　〈千乘〉以太古与今对照，太古王聘珍解释：谓唐虞以上；而今大概泛指近世。细味文意，若与《容成氏》有关禹记载对照，太古可能指禹甚至舜的时代。以上引文比较了三事：一由于饮食得宜，太古之民长寿；今世力役、战事繁多，老百姓不得其死。二太古之时没有游民，饮食合于时节，农耕不失时，老百姓安于生活。故此，百姓追随政府，官民互信；今世统治者不能妥善管理政务，老百姓生活不安稳，年老疾病的人得不到供养，壮健的人则逞其勇力，不务劳动而好逸贪食，于是社会上便出现游民。三太古之时，成年男女均录于名册，档案存于官府，饮食能配合时节，劳动适时，鼓励耕织，因此即便年岁饥馑，也没有老百姓死于路边。今之世恰好相反，成年男女不记录于名册，没有档案上交官府，饮食不能配合时节，劳动失时，老百姓不得寿终。此段前，〈千乘〉有一段描述上古按四时施政的详情，段末以太古食壮之食，攻老之事作结。由此相信，以上引文该紧随太古四时政令而来。换句话说，先王之时行四时政令故此社会安泰；现今施政失时故此社会动荡、百姓辛劳。《容成氏》作者强调统治者的暴虐影响整个时代的风气，古史分成两个阶段，自汤作分水岭。〈千乘〉作者没有作历史陈述，段落文字用节与时各三次揭示近世统治者不能按天地运转的法则施政，故此弊病丛生。形成古今差异的原因，文献称：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乐其宫，所谓上治、民治指统治者的政治和管理失当影响社会风气和百姓生计。太古与今之世的划分也在为政者施政的好坏上。
　　（三）《唐虞之道》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专讲唐、虞两代治绩，全文以舜为重心。尧、舜以利天下而不贪，尊贤爱亲为施政特征。舜是旷古绝今君、臣的楷模，圣治的极致，简文称他：孝能养天下之老；弟能事天下之长；慈为民主；臣忠；王天下甚君。简文提及禹治水、夏用戈及虞夏连称。此外，简文没有交代夏，也没有描述禹。由此，禹或夏只是唐、虞禅让的一条尾巴。禹不是《唐虞之道》的重点内容。第十三简有阙文，李零补绝夏两字，全句读作禅而不传义恒绝，夏始也。如果李零先生释读正确，此处指出禅让终止的界线。如此，唐、虞与夏被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禅让消亡与血脉相承的君主制的产生就形成两个历史阶段的分水岭。兼爱亲孝仁及尊贤禅义两者是唐、虞两代区别于后世的主要特征。如此，禹传天下于启（封建君主制度的始点）成了古史上一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历史坐标。
　　（四）、《礼记礼运》
　　〈礼运〉作者将古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大道之行大同；大道既隐小康。大同之世的特征，社会上为己意识不浓厚，处处有个为公的想法，为大众、为总体幸福着想是整个时代的标志，自私、自利观念是不被提倡的。故此才能做得到：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引文的核心意念无外普遍地对人的关怀：一以亲亲的心态亲别人之亲、以子子的心态子别人之子，故此，无论男女、强弱、老幼及弱势社群都普遍地得到应有的照顾；二选贤与能、壮有所用、男有分都指按任能的原则授予职务或工作，减少社会错配、才能浪费及耽误生计等错误。各尽所能、各施其职是施政者对百姓最大的关爱。
　　对比于大同社会，小康之世的特征，以道德礼义维护私爱及私有。这种时代风气的转变，关键在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出现。孔颖达谓：大人谓诸侯也，世及诸侯传位自与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谓父传与子，无子则兄传与弟也。以此为礼也。统治者囊括天下为己有，开创了家天下的传统，设制度、立田里，并以礼义及城郭沟池作为捍卫统治者利益的手段。人伦道德所讲求的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实际上是巩固、加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伦理实践。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就是这种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精英。今大道既隐一句寄托了惋惜情绪，下文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解释了掠夺、争战的起因。〈礼运〉作者比较隐晦地表明对大同到小康的历史发展的不满态度。作者借孔子表达了欣慕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社会，令作者痛心疾首的是每下愈况：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甚至慨叹周公其衰矣。〈礼运〉从人类礼的源起和发展谈起及至解释礼的形上意义，这些无非为证明礼义治国符合至高规律、天地法则。大道之行的社会已遥不可及，此乃作者坚持维护三代之英社会的理据。由此，〈礼运〉将禹传子不传贤视作古史发展的一条明显界线，政治体制的转变产生划时代深远的影响，私有、阶级制度由此而起，文化、道德、政治、社会观念剧变。〈礼运〉作者对此认识十分深刻。
　　《容成氏》、〈千乘〉、《唐虞之道》及〈礼运〉四篇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容成氏》指出统治者的暴虐、好利对人民生活及社会风气带来恶劣效果。〈千乘〉从社会环境气氛叙说，谈及百姓寿命、游民、男女无匹配等社会问题，揭示历史古今迁变。当然，以上社会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为政者身上。《唐虞之道》及〈礼运〉两篇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历史巨轮是往前滚动的：从唐、虞至夏的发展是传亲而不让贤的实践；从大同至小康的历史变化是家天下观念的确立，两者角度虽不同，时代变异则一致。〈礼运〉作者对于这种历史迁变表达了惋惜慨叹情怀；而《唐虞之道》作者则似乎流露出对历史迁变一种坦然乐观的态度。此态度又使《唐虞之道》区别于〈礼运〉的思想。
　　（五）《礼记表记》
　　我们从《容成氏》、〈千乘〉、《唐虞之道》及〈礼运〉四篇来观察，〈千乘〉、《唐虞之道》及〈礼运〉三篇的历史阶段划分均以夏禹为分水岭，唯独《容成氏》以商汤为界线。这种划分法与儒家史观出入较大，而且构成一定矛盾。例如，儒家文献通常称夏、商、周三代为圣王、圣治。〈孔子闲居〉讲禹、汤、文武三无私就直接与《容成氏》观念龃龉。需要指出的是，《容成氏》对商汤的看法并非一个孤立例子。从〈表记〉和〈檀弓上〉就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证明殷商一朝开启了败坏的风气。
　　〈表记〉提出将虞、夏和商、周分成两个阶段，此历史分法的思想倾向与〈孔子闲居〉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某种情度上却与《容成氏》接近。在社会特征上：虞、夏寡怨于民；商、周不胜其敝。商的弊端由先罚而后赏、求备于民而产生，老百姓则荡而不静，胜而无耻。郑玄注谓：以本泰于鬼神虚无之事，令其心放荡无所定，困于刑罚苟胜免而无耻也。求备于民孔颖达谓：殷不如夏宽，每事求备于民，亦大望于民。所谓备于民、望于民意指《容成氏》博为征籍，以征关市。胜而无耻揭示殷商刑法细密，简文称于是乎有喑、聋、跛、眇、瘿、痗、偻始起。此外，更有趣的一点是，〈表记〉称舜、禹、文王、周公为凯弟君子，独不提商汤（也没有提武王）。这种刻意忽略如与《容成氏》商汤克夏对读，疑惑马上冰释。
　　《容成氏》不批评启攻益自取，却大肆暴露商汤之恶行，似乎作者将古史的界线刻划在商汤之世。简文没有指明虞、夏两代的区别，也许，作者的倾向乃将虞、夏与商、周分开。如果这种猜测正确，那么，〈表记〉将虞、夏和商、周分作两个阶段与《容成氏》的史观接近。寝其兵、不刑杀是禅让时期古帝施政的特点之一，相对于商、周以征伐得天下的详尽描述，作者勾勒出时代的变异：一由于血裔相传的制度，末代统治者昏庸残暴，侵残百姓；二故此，反对者发动大规模战争。迁变的主因是废弃选贤让能。夏启是违反这条禅让黄金律的第一人，迁变应该从夏启开始。忖度《容成氏》作者用意，夏启及以后君主能保持舜、禹为政宽松简易，就正如〈表记〉所说：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郑玄注谓：其政宽，贡税轻。
　　〈表记〉探讨了夏、商、周三代在文化、政治上的差异性，表现出每代递降的发展趋势：夏代按四时政令施政，政令不繁，赋税轻薄；殷代政令繁多，赋税沉重，然而礼节尚简；周代政令、赋税均繁琐，强迫人民政教，然而未有滥神黩祀。〈表记〉以文质将虞、夏、商、周分为两类。虞、夏两代的特征是寡怨于民，此外，〈表记〉还将虞舜推崇备至，赞扬他是古今政治的典范。一般母亲慈爱、父亲尊严，舜对老百姓能兼做到父与母的职能：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檀弓下〉作者将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作为政治准绳，虞、夏两代人民充满信、敬之心，因为上行下效。商、周两代民始畔、民始疑就是统治者没有礼义忠信诚悫之心。虞、夏、商、周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表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虑而〈檀弓下〉则从统治者的道德考虑。两篇拥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基于《容成氏》、〈表记〉及〈檀弓下〉的记载，我们发现虞夏连称并非一个偶然现象。
　　三、虞夏连称
　　虞夏连称见于郭店楚竹书《唐虞之道》，简文称：虞用威，夏用戈，正不服也。爱而正之，虞夏之治也。（第13、14简）李零释读为：〔虞〕用威、夏用戈，征不服也。爱而征之，虞夏之始也。简文唐虞连称，后又虞夏连称。唐虞的特征：兼爱亲、孝、仁及尊贤、禅、义两者。虞夏的特征：出于仁爱而征伐，虞用威、夏用戈。由此，唐、虞、夏三代按文化特征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唐虞和虞夏。先秦礼文献中虞夏连称不多见，只有《礼记表记》及《大戴礼记诰志》（下文论述）各一例。朝代连称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特点。虞夏连称的出现相信要早于唐虞，因为唐从虞演化出来。唐虞在《论语》和《孟子》各有一例。泰伯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万章下谓：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泰伯载孔子说唐虞之际一语可疑。《礼记》载虞、夏、商、周四代诸篇檀弓上、内则、表记、文王世子、明堂位、祭义、祭法皆无唐一代；《大戴礼记》四代、少闲观其文意，尧、舜为虞帝；《墨子》多篇同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由此推知，唐虞之际一句非出自孔子之口，乃后儒掺入。孟子引孔子谓唐虞禅亦非孔子所说。唐虞连称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已很流行，虞夏连称要比此更早一些。
　　《尚书》有〈虞书〉、〈夏书〉。汉人刘向《别录》、马融、郑玄均虞夏连读，称〈虞夏书〉。伪孔传分虞、夏为两类，称〈虞书〉、〈夏书〉。11《左传》引《夏书》十五例，《虞书》一例。《夏书》引文属今〈大禹谟〉共七例，属〈五子之歌〉、〈胤征〉各一例，佚文四例。12《夏书》引文属今〈舜典〉一例。《虞书》则仅一例，引〈舜典〉。值得注意，《左传》《夏书》（〈僖公二十七年〉）、《虞书》（〈文公十八年〉）均引〈舜典〉。〈文公十八年〉称《虞书》数舜之功。据此，〈舜典〉可归〈虞书〉又可归〈夏书〉，此種现象与墨子既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又称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比较相似。如从数量上考虑，《左传》引〈夏书〉十五例，而〈虞书〉仅一见，两者比例悬殊。由此推敲，《左传》编撰年代与墨子生活年代接近。〈僖公二十七年〉引〈舜典〉一例称《夏书》，〈文公十八年〉一例则直接标明《虞书》。大概时人的意识里，虞包括在夏代里，用法比较宽松，故此，多称《夏书》，有时候又写《虞书》。汉人虞、夏书连读也许是战国儒生编辑文献的分类方法。
　　四、结语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三种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三者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对远古平和、安乐的社会的缅怀之情。第一种观念以出土文献《容成氏》为代表，以社会风气的好坏将古史划分为虞夏及商周两个阶段。这种对商、周文化的批判意识还记录在〈表记〉及〈檀弓下〉里，又《孔子三朝记诰志》介绍虞、夏两代的文化传承正好补充说明《容成氏》的历史叙述内容。不过，这种史观经战国儒生的道德粉刷后荡然无存，〈孔子闲居〉就是这种经粉刷后的产物。这些儒生的目的是要建立徳治、仁政的道统，夏、商、周被称为三代，在《礼记》中〈檀弓上〉、〈郊特牲〉、〈内则〉、〈文王世子〉、〈明堂位〉、〈祭义〉皆虞、夏、商、周四代并列。后来唐出现了，于是就变成五代了。第二种观念表现出一种务实的态度，〈礼运〉作者惋惜大同社会一去不返，但是理想归理想、怀念归怀念，作者还是借孔子的嘴巴说出了珍惜现实的宣言，表明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故此，〈礼运〉怀古并不复古，它是周朝礼制文化的捍卫者，思想与《唐虞之道》差异很大。第三种观念以《唐虞之道》为代表，简文企图在理论上调和政治观念禅让和伦理观念亲亲的矛盾，作者将孝、弟、慈的思想向外扩张（至天下之老、天下之长、天下之民）缓和、取缔了由宗法与让贤构成的尖锐冲突。《唐虞之道》是禅让的理论形态。禅让思想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仍然活跃，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位其臣子之是唐虞禅让借尸还魂的历史事件，这场闹剧上演了两年，最后齐军侵燕而失败告终，禅让思想也就逐渐式微。以上三种思想第一种和第三种均已湮灭无闻（虞夏及商周的历史分段〈表记〉及〈檀弓下〉遗留了痕迹），可幸是考古出土将这些思想从两千多年前的坟墓里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谈论古史，三者当中唯〈礼运〉中的三代：夏、商、周最常见。
　　注释：
　　五王中缺尧的描述，文中只一句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武丁并介绍其政绩。《孔子三朝记》的年代要比《管子》玄宫、五行、四时等篇成书较早，或在齐威、宣两朝前。见拙著《郭店儒简思想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7268页。
　　《容成氏》第一简脱佚，李零先生认为容成氏为该简中第一个名字，全简估计约二十一人。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618页。上博竹书《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内容相近，《民之父母》缺子夏问三王之德一节。
　　见《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页。
　　《容成氏》谓：乃因迩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第19简）、其生赐养也，其死赐葬，去苛慝，是以为名。（第33简）
　　表记云：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
　　浅野裕一先生认为：若依从容成氏的记述，在均应被否定的放伐与血缘世袭之间，潜存着以下的因果关系：血缘世袭以放伐为契机而开始，持续血缘世袭的王朝又是因放伐而灭亡。见浅野裕一《战国楚简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9697页。
　　《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见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七册下，第23页。
　　11。见《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7页。
　　12。《国语》引《夏书》三例：〈周语〉引〈大禹谟〉、〈五子之歌〉各一例，〈晋语〉引〈五子之歌〉一例。没有征引《虞书》例子。
　　【參考文獻】
　　〔1〕黄君良。郭店儒简思想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247268。
　　〔2〕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9。
　　〔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6。
　　〔4〕浅野裕一。战国楚简研究〔M〕。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9697。
　　〔5〕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A〕。古史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