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作家是如何影响未来的

　　读到有关未来的故事，人们总会去想它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进入新世纪后，常听有人失望地抱怨怎么会飞的车还没出现？，可见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仍然还不足以做出二十世纪初那些科幻作品中的最酷炫的事物。
　　但是科幻作品的任务并不是预言未来，它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设想。作家们或许会觉得未来故事比较好写，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么样。未来就像一个黑匣子，不用害怕矛盾，想怎么写都可以。著名诗人兼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在采访时如是说。未来就仿佛一个安全、无菌的实验室，可以随便试验各种想法，她比喻道，是一个思考现实的途径，一种方法。
　　哪些幻想成为了现实？
　　有些作者确实用这个实验室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未来，设想以目前的社会趋势与已有的科技突破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譬如首创赛博空间概念的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惊座四方的作品，描绘了一个高度联通的全球化社会，日常生活中到处是危险的黑客、赛博战争以及激烈的真人秀。而其他作家则将未来写成一个隐喻。像勒奎恩就在她1969年的获奖作品《黑暗的左手》中遥想了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一群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冬星人。借此，她探索了一个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科幻作品的广度跨越了幻想与现实，它与科学之间既有互惠的关系也有矛盾的地方。有些写手会在动笔之前严谨地查阅物理、计算机方面的最新进展，而也有些人为了服务情节，会自行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例如勒奎恩的超光速通讯器安赛波）。还有的则像H。G。威尔士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未来亲眼见证人类的毁灭，然后引发出一场社会舆论。
　　很多时候，往往是那些看似奇怪的点子反而得以付诸现实。这可能与科幻作品的影响力有关。对于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读者，艺术能够点亮他们幻想的火花，然后反过来帮助实现作者的设想。儒勒。凡尔纳在他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光能飞船；而今天，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们都在忙着研究太阳帆。
　　JordinKare是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供职于位于西雅图的LaserMotive科技公司，他在激光的理论与实践、太空电梯以及光能推进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采访时感谢了科幻作品带给他人生与事业的影响。我从事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是因为我对宏观尺度的宇宙很感兴趣，但我报考MIT，却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他那本《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MIT的学生。Kare承认自己是一个活跃的科幻小说迷，他说：在科学领域，最富探索精神的人总是会跟科幻界保持联系。
　　微软、谷歌、苹果以及其他公司常常会邀请一些科幻作家为旗下的员工举办讲座，然后安排他们跟研究部门的开发人员私下会见。设想（designfiction）即技术公司为搜罗新点子而向外界发起征文的过程正是当今社会科幻与科技之间密切关系的完美体现。有些机构还会雇用作家专门创作Whatif类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潜在市场的产品。
　　我真的很喜欢‘设想’，或者说‘雏形创作’。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向杂志透露道迪士尼和乐购都是他的客户。公司为一项科技产品的可行性举办征文大赛，这事不足为奇。就像建筑师为一栋楼房制作的效果图。多克托罗在一家软件企业工作，对两边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参加过一些工程研讨会，会议上我们经常会争论产品投用后会怎样。而这时候，写部小说就是个挺好的办法。
　　科幻小说家们的反乌托邦情结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科幻界对于未来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大家都认为科学发展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在接二连三的战争以及原子弹现世之后，科幻界的情绪有了巨大转变。故事走向越来越暗黑，科学不再是救世主。
　　而近些年来，反乌托邦主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社会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感受到科技发展的好处。杂志采访了知名评论家、《科幻百科全书》编辑者之一的JohnClute，他引用了勃兰特。罗素在1924年发表的谶言：罗素曾说‘我担心科学终会被统治者们利用，而非造福人类’。而我们今天要的担心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被利益既得者占据了统领地位。
　　畅销书作者金。斯坦利。罗宾森（代表作《火星三部曲》，《2312》，《萨满》）亦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展现的正是这种状况富有的统治阶层利用无情的角斗游戏，在人群中散布恐惧和无助情绪，压制穷人们的反抗念头。科幻作品反映了当下的人们对未来的予感，罗宾森说道，这就是为何30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作品都很有‘抱负’。人们曾以为未来不论如何都会比当下更美好，但现在他们不这样想了。富人占据了十分之九的资源，剩下十分之一给我们争食。如果我们反抗，他们就以阶级斗争捣乱者的名义镇压我们。他们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玩弄我们，而我们只能忍受饥饿，自己打自己人这就是《饥饿游戏》的画外音。这部作品能够在市面上造成轰动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威廉。吉布森认为将科幻作品直接分成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个阵营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在1984年创作的首部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构建了一个资源短缺、适者生存的未来，他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是悲观的。我走的是自然主义路线，他说道，我以为自己在80年代还没达到反乌托邦的地步，我写的不过是一个走出冷战后的世界罢了虽说那时候即便很多聪明人都觉得难以想象。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这个选择常常取决于作者是否对未来抱有希望。比如罗宾森，总是关注反乌托邦方面宏大、严肃的潜在议题，诸如核战争、生态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等等。不过他并没有向绝望妥协，而是在经过细心的科学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些精妙、现实的解决方法。正如他在自己作品中的话：好吧，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善待世界。
　　到底谁还在看科幻小说
　　尼尔。斯蒂芬森是一位涉猎广泛的小说家，曾写过《飞越修道院》、《瑞密德》等很多反乌托邦主题的作品。而现在，他开始号召作家们为更多乐观的、可以实现的未来进行创作。斯蒂芬森同时也是一位未来主义者、一名技术顾问，他的意图非常明确激励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像金。斯坦利。罗宾森、GregBenford和JimBenford兄弟都已经开始往好的方面看了。斯蒂芬森说道。他同意吉布森开创的赛博朋克题材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对科幻艺术贡献巨大，但他也坦露，赛博朋克在无意中限制了大众媒体的思维。当你今天跟一些电影导演聊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仿佛还像三十几岁的青年那样沉浸于《银翼杀手》，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酷炫。但我们真的需要从那种心智阶段中走出来。
　　2012年，斯蒂芬森加入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CSI），参与了一个名叫象形文字（Hieroglyph）的项目。该项目基于网络，旨在提供一个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们可以协作的空间，集结雄心壮志，携手共建未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是一本文集，标题为《象形文字：展望未来的故事与蓝图》，将于今年九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CSI的部门总管EdFinn介绍说，这本文集囊括了多位知名作家以及新晋写手的作品，鼓励他们突破自我，尝试不同风格。而对于读者也是一样。Finn预测，那些从未试想过这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的人，将会成为《象形文字》的核心读者群。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置身于这些未来。
　　小说集涉及了许多宏大的疑难问题。例如斯蒂芬森在故事里搭建了一座15英里、高度直达平流层的铁塔，可用于节省太空飞船发射的燃料。MadelineAshby拟将博弈机制应用到美国的移民问题中。而科利。多克托罗则提出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在月球上进行建筑活动。
　　当然这当中也潜存着一个挑战，那就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何况作家们所做的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乐观人士认为廉价核能、超级计算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特德。蒋（姜峯楠）说道，他在《软件体的生命周期》等作品中曾探索过智能的特性。但是强大到难以置信的电脑，并不及得上大型工程那样激动人心，因为计算机领域的成果总是平凡而抽象的。
　　在MIT的媒体实验室，SophiaBrueckner、DanNovy这两位讲师注意到，很多新来的学生居然从未接触过科幻小说。我以为这可能跟他们都是好学校出来的尖子生有关。那里的老师总说科幻是儿童读物，不值得花时间读，Novy说道，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好成绩。因此除了学校要求的读书笔记作业以外，估计不会有剩余的阅读时间。
　　2014年秋天，Brueckner和Novy开设了一门名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工艺的课程，教学大纲上罗列了一堆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甚至科幻游戏。老师要求学生们在读完书单之后设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科技产品，并且要与相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其中有一件学生作品，受到吉布森《神经漫游者》某场景的启发，搭建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通过电极以及无线技术，让一个人刺激旁边另一个人的肌肉，使他做出与自己相同的手势。年轻的设计者们认为他们的模型可以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比如让理疗师协助中风病人恢复四肢能动性。不过Novy也提到了一些课堂上的关于伦理方面的深入讨论。例如这项技术在吉布森的小说中是被用于剥削人们的性需求，让他们变成了远程遥控的行尸走肉。
　　很多新兴科技的研发人员并不了解科幻。对此，Brueckner表示感慨万分。生物技术、基因工程都在不断更新发展，你可以看见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些反乌托邦作品就是聚焦于那些科技的。她说道。几十年来，科幻作家们都在深入探讨这些话题，我觉得那些作品的地位和研究报告一样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可以活络思维。它不仅能够启发我们，更能迫使我们去思考当下所作所为一切可能的后果。SamuelR。Delany是一名出色的、涉猎广博的作者。他建议人们可以将科幻艺术作为一个应对未来的有效对策：世界各国的科幻作品让我们通过想象，适应了现实世界中的变化。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演练。因为有时候，世界的变化异常剧烈，令人措手不及。但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就不会总是那么大惊小怪了。
　　译者：YIHE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