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怀想

　　又是清明节。
　　一直以来，总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既是写给父亲，也是写给自己，却总也没有提笔。昨天带儿子回家去，既是看母亲，也是为祭扫父亲的坟。车子路过峡阳时，心底又再次勾起对父亲的记忆，长期以来的那个念头，又重在心底浮起来。
　　峡阳。父亲。
　　父亲。峡阳。
　　峡阳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有着特殊的分量。每回乘车路过，我总会情不自禁侧身对着富屯溪那岸的那个小镇望一望，心底里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无论何时何地遇到峡阳人，我都会有遇到故人的感觉，心底油然升起一种亲切：啊，故乡人！而且如果有机会，我总对人说：我也是峡阳人呵！
　　我对峡阳以及峡阳人的这份情感，是源自父亲，源自坐落在峡阳岭子头的那座祖居的老屋，源自父亲与峡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源自父亲一辈子未改的乡音。
　　童年的梦里，故乡是一把淡绿色的破旧的油纸伞。
　　儿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梦，弄不明白故乡和破旧的油纸伞有什么联系。我只能对自己说，或许，是因为父亲的故事里有太多故乡的影子，而我又从未到过故乡的缘故吧？记忆里父亲很爱喝酒，每次喝得面色通红之后，就开始他的总也说不完的故事：一九三三年，我爹当红军去了，我才七岁
　　我曾深深地惊诧于父亲的好记性。父亲的故事说的次数多了，我也就几乎能将那故事背下来：一九三三年的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我的祖父瞒着家人，留下二十斤米和二十块钱，悄悄地出了家门，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门口那条幽深的巷子的尽头，为他送行的是巷子里断断续续的一阵狗叫。第二天早晨便有消息传来，说镇子昨夜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洋口方向奔红军去了。
　　祖父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这之前，家里的日子过得虽然不宽裕，但因了祖父的一副好身板，总有使不完的力气，所以日子也还勉强过得下去。可是，祖父走了，一家人的天说塌就塌了。父亲说，那年，他已经能担起两只小勾桶，到富屯溪边的井里挑水了。祖父很高兴，每天傍晚下工回来，总会给他一两个小钱作为奖赏。祖父走了，我的年幼的父亲依然日日到溪边挑水；挑完水，依然会守在家门口，望着那条幽深的小巷等待着我的祖父归来。终于，第二年的春天，我的祖母卖掉了我父亲唯一的亲弟弟，我的亲叔叔；送掉了我父亲唯一的亲妹妹，我的亲姑姑，带着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别了故乡的老屋，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口的小巷父亲的故事很凄苦，很悲凉。故乡给我父亲童年的只有凄风苦雨，没有我父亲期盼的温暖和希望。
　　小学毕业那年，因为要照毕业照，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跟随父亲回故乡，走进父亲的祖居的老屋。当我踏上父亲故事里的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巷时，那巴掌大的河石铺就的巷道，那巷道两旁低矮破旧的房屋，还有路人投来的陌生的目光，都给我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遗憾的是，二哥结婚那年，因为筹备二哥的婚事，父亲很无奈地把那几间祖居的老屋，以三百元的的贱价卖给人家。可是家门口喜炮的硝烟味还没散尽，父亲就挽起棕绳扛起扁担顶替二哥参加了村里的砍伐队，驻进山里。进砍伐队是村人眼谗的美差，一天的劳动报酬是村民们在田里劳动十天也挣不来的。原本进砍伐队的是二哥，而且砍伐队要的也是强壮的青壮年劳力。可是，面对繁重和艰险的劳动，已经在砍伐队做过一年的二哥退缩了。为了偿还为二哥办婚事拉下的债务，父亲别无选择，求砍伐队的队长，让他顶替二哥。整整一年，父亲跟着队里的年轻人，抬木头，拉板车，劳作在险峻的大山深处。这一年，父亲五十岁。
　　五十年的辛苦路，父亲的人生没有春天。
　　等不到祖父归来，我的哭瞎了眼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去了台湾再没回来投奔了祖母的一个远房的表亲。为了不挨饿，父亲开始了他一生中长达近二十年只劳作不领工钱的长工生涯，砍柴，担水，养牲口，下田，干完活吃饭还要遭白眼。人生的苦难把我的父亲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天天养大。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的同母异父的大姐十二岁哥哥七岁。父亲走进婚姻，却走不进人生的春天。
　　婚姻的舞台上，极不光彩的，便是去做所谓的上门奴。在我们乡下，扮演这种角色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结了婚后又离婚或死了妻子的；二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蹉跎了岁月的；三是家境贫寒娶不起亲错过了好时光的。解放了，我的已经26岁的父亲和我的瞎眼祖母，要脱离表亲，却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仿如无处栖身的飞鸟，找不到归巢。为他把家门敞开的，只有那个年长他六岁，已先后生过四个孩子先夫病亡的苦命女人我的母亲。
　　因为父亲在表亲家那十余年的经历，母亲自始自终把父亲唤作奴才。在我大哥的父亲病故后，我的对婚姻已经绝望的母亲曾立誓再不嫁人，要凭做手工养大一双儿女（二姐和三姐已先后送人）。但是，解放了，分到手的田地需要有人伺弄，缺乏劳力的家庭凭一个女人是维持不下去的。母亲曾不止一次说：前辈子欠下的。那些年，有多少好人家都不肯点头，怎么就跟了他呢？两手空空一个屁股一张嘴不说，还带着个瞎眼的妈。
　　父亲牵着我的瞎眼祖母，不带一针一线走出表亲家，进了母亲的门。两个苦命的人结合了，并先后又有了我们兄弟四个和一个姐姐，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
　　那样一个大家庭，那样的年代，日子过得多艰难可想而知。父亲是一个忠厚得近乎木呐的人。母亲说，六0年，村子里饿死不少人，其中就有我的一个长我两岁的姐姐。许多人家都在夜里拿着麻袋去偷生产队的包菜。在母亲的一再穿掇之下，父亲也去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结果却空手而归。父亲回家对母亲说，没走到地里，他就已浑身哆嗦，生怕万一被抓住惹得母亲大哭一场。
　　永远忘不了的是记忆里父亲曾经两次遭母亲的责骂。
　　父亲因事要到小姐姐家去。姐姐嫁到十里外的那个叫坋墩的村子，那村子有一家稍大的供销社的代销店。临去前，母亲要父亲顺便买只热水瓶回来，并再三嘱咐要买那种篾框的。可是父亲买回来的却是有着精美花鸟图案的铁壳的。母亲一看父亲拧着那只漂亮的热水瓶进家门就急了，怨开了，很快便连哭带骂泪水连连了。
　　父亲手里提着那只热水瓶站在厨房中央，楞在那看着母亲不知如何是好。至今我依然记得父亲当时的那种局促不安、那种尴尬的样子。篾框的热水瓶只要二块多钱，可父亲却花了六块多钱买了只铁壳的。
　　同样的局促不安同样的尴尬父亲还经历了一次。
　　记得有一年过年，生产队分配猪肉，父亲一大早就出去了，当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拎着一大串猪肉回家的父亲时，母亲却变了脸色，继而坐在灶前的矮凳上流泪，嘴里不住地怨怪父亲，原因是父亲拎回来的肉，瘦的多肥的少。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怨怪里才明白，母亲原本指望能多些肥肉熬油，以解决一家人来年半年吃油的问题。但是生产队分配猪肉是凭着抓阄的，父亲抓不到好阄有什么办法呢？
　　多少年以后，想起母亲当年的眼泪，想起父亲当时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里便隐隐作痛。
　　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兄弟们都长大了，父亲也一天天老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许多，村子里时髦手表，开始是台湾表，是外地人偷偷拿到村里来，村民们没有钱可以用银元兑换；后来又开始时髦内地的钟山和红旗。手腕上有块锃亮的手表是一件多么神气的事啊！可我们家没有钱，也没有银元。更何况我的三哥还没有成家，三哥下边还有我和弟弟。想在手腕上带一块锃亮的手表，便成了父亲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愿望！
　　八五年春天，父亲病了。
　　父亲的身体一向都很好，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常年连感冒咳嗽这样的小毛病也少有。地里的西瓜刚种下父亲也躺下了。谁都以为，父亲也许仅仅是累了，躺下歇几天，就会重新扛上锄头走向田间地头。谁都没想到，父亲的季节从此不再抽穗扬花举沉甸甸的收获，父亲的岁月从此不再拖蔓结果流殷红的血液端午节刚过，父亲便没了
　　那年暑假，我在整理我的旧书时，在一本小说集里，翻到了二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没有一张是整十元的，全是一元或以下的毛票。我对母亲说，怎么我的书里会有钱呢？母亲怔了一下，说，是你爸的，他想买块表。
　　清明节来了，清明节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