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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粟大千


  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印章出土于殷墟的三枚铜玺,大约是商代武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陕西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庄白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两枚铜质印章,李学勤先生如是说:"可能含有某些图腾或家族徽志的意味"。这也是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古代印章。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又《吕氏春秋·适威篇》说:"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玺就是印,玺书就是用印章封发的官府文书,襄公二十九年系周景王元年(前544),已经处于春秋中叶。由此可知,玺印作为一种凭信,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经被广泛使用。
  西安博物院收藏历代玺印近一千枚,时间从战国到明清,以秦汉时期居多。本文以西安博物院藏印为例,兼述历代印风。
  战国时期的印章,我们通常称之为古玺,这是源于战国时称玺不称印的缘故,战国古玺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印文分朱文和白文两种,少见有朱白文相间者。战国玺印文字排列活泼、错落有致,章法极为精美。除官、私玺外,还有吉语、动物、人物等等。因地域而言又有楚系、齐系、燕国、三晋玺印等风格之分。如"口生玺"(图一),铜质鼻钮,印文揖让穿插,方圆相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丞相李斯把和秦国不同的文字一律废除,经过删减,整齐划一,制成了全国统一的文字——秦小篆体。秦始皇为了提高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制定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称"玺"(从那时起铼字都作玺写),官吏和百姓用印只能称印。
  姚缑(图二),秦代,玉质,覆斗钮。钮上和印侧均以勾连云纹藻饰。印面加有框格,印文结字整饬,线条秀润舒朗,笔意明显,与秦小篆书法极似,也是秦印之典型特征。
  秦代印章有的西汉初期的印章不大容易区别,但仔细辨读还是可以区分的。秦官印多作方形,白文印印面多加有"田"字格,私印多作竖长方形,也称半通式。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的秦代封泥"酆丞"(图三-1)与秦印"酆丞"(图三-2)如同出一模。除官私印、吉语印外,还有一些用格言、成语入印,如"相思得志""日敬毋治(怠)""忠仁思士"等,这一类印章一般都称作闲文印。
  西汉初一改秦凿印的艺术手法,多采用铸造。西汉初期的官印多承袭秦印风格,印文饰以"田"字界格。但它们的书法少了秦印那种柔媚,而多用方笔,结字方圆相济、苍劲有力,钮制形式也比秦印丰富,有鼻钮、瓦钮、台钮、蛇钮、鱼钮等。西汉铸印布局严谨,平正方直,虽少了秦凿印的活泼之趣,但形成了庄严典重、雄浑伟丽的艺术风格。
  军市令印(图四),西汉,铜质瓦钮,1997年西安市出土。军市令为汉代军营中设立掌管与民间贸易的职官。
  西汉私印在风格上的发展与西汉官印同步,逐渐衍变为文字布排整饬、笔画平直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清雅恬静之美。陈请士(图五),水晶质,覆斗钮,1992年西安市未央区范南村出土。通体晶莹剔透,印文布排大胆巧妙,玉箸银钩,是为西汉私印的佼佼者。与其同时出土的陈请士(图六)玉印,章法构思精巧,二印炫异争奇。
  新莽时期的官私印在形式上和西汉区别不大。由于新莽手工业比较发达,这时期所铸造的官私印比西汉更为精美,尤其在印钮上更加精致生动,有的私印还采用鎏金、错银、镶嵌等艺术手法加以藻饰,使形式美和内容美有机统一,把印章艺术的美推向极致。新莽在政治上标榜复古,其度量衡比西汉较为短小,所以这一时期的官印都较小一些,约为2.3厘米见方。
  王精(图七),新莽,金质龟钮,印文精美绝伦,199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在汉代官印系统中,帝、后用玉质,为螭虎或龙钮;王、侯、太子、丞相、太尉以及归属中央的少数民族首领用金印,为龟钮或驼钮;两千石或中两千石高官为银质龟钮;千石或二百石为铜质鼻钮;列侯以下皆称印,列将军称章;这种玺印制度从秦汉至隋唐变化不大。金质私印在古代玺印中极为罕见。郭庆(图八),银质龟钮,龟背镶嵌六颗红玛瑙,使印章通体增加华丽之感。
  新莽官印在规定印文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改革。新莽规定,官印字数均不少于五字,凡不足五字的在官爵名称后加"印""章""之印""之印章"等内容,多于五字者在官爵名称后也辅"印""章""之印"等内容。新莽规定,官印在文字布排上不得少于三行,凡五字或印文字数为单数者则将"印""章"这些助文字结构拉长,独占一行,使印文布排整齐匀称,这在中国官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在官爵后辅以"印""章"等助文字的作法也并非新莽独造,而在西汉末年是不为少见的。
  东汉刘氏废莽复祖以后,只是对西汉的官制进行了承袭,并没有新的发展。东汉对睦邻之国及部落,皆视为臣属关系,所授官印皆在印文前冠以"汉"字,将军印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多半临时凿刻而成,我们把这一类印章称之为"急就印"。东汉末年,由于政府腐败,一些权贵势力割据一方,他们也在自己辖属之内封官拜爵、制授官印,官印颁制混乱不堪。
  奉车都尉(图九),魏晋,铜质龟钮。西汉武帝始置,职掌皇帝车舆,多由皇帝亲信充任,秩比二千石。东汉名义上隶光禄勋。三国因之,地位漸低。魏、晋用作加官,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号"三都尉",多任宗室、外戚,并奉朝请,六品,名义上隶散骑省。历代多设此官,宋朝废。东汉除官私文字印外,大量出现了人物、车马、鱼雁、鸟兽等肖形印,有的还假以龙、虎、凤、龟四种动物来藻饰印面。
  日光·肖型(图十),东汉,铜质穿带印。穿带印即双面印,两面之间有一穿孔,穿孔一般为长方形,亦有圆形。此印一面为"日光"二字,另一面作人、虎肖形图案。
  萧胤套印(图十一),东汉,铜质龟钮,三重套式。依次分别为萧胤印信、京兆长陵萧胤季长印、萧胤,俗称母、子、孙印。京兆长陵为地名,季长为萧胤的字。
  言事是一种表书文式,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甘旸《印章集说》云:"秦汉书简间只用名印,后有某人言事……某人言疏等字者,极当……大约书简中及封固处只用一名印足矣。"意为封笺之意。甘楗言事(图十二),铜印狮钮,朱文,子印缺失。
  东汉时期,由于黄老思想的盛行,人們对道教的三清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和真武大帝神(也称玄天上帝,即北方七宿,以北斗为代表)顶礼膜拜,这种崇尚在宋代已很是盛行。有的宗教印章是以北斗七星、三清符号作为变体而装饰的文字,有的还以真武、雷公等造型为主图,再穿插辅以文字,但都不易辨识。
  北极驱邪院印(图十三),明代,铜质矩形钮。印面由"北极驱邪院印"印文、三清神符号、雷公神步罡踏斗图三部分内容组成,是道教符篆派所用的法印。道符印概而论之,代表着上帝、天神的旨意,是天帝所授,代表神之仙迹,文图神秘诡异。"北极驱邪院"是天庭名号,中间是猴脸尖嘴的雷神"步罡踏斗"施法的形象,最上端是三清符号。
  宗教印章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派生物,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它作为天神的象征,具有通神、护身辟邪、去病、差神遣将等多种作用。
  魏晋印章沿袭了汉代的形式,在铸造上却不及汉印精美。魏晋印章大都采用凿法,笔划较为纤细,文字章法随心所欲,雍容而不迫塞,拙稚又不荒野,别具写意的趣味。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前面都冠有魏晋的国号,这也是断定时代最好的标识,如"晋率善氐佰长"(图十四)。
  隋朝建立以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在礼仪、官印制度方面还是因袭了北周的制度。《隋书·礼仪志》中记载:"金章龟钮,宗孝建故事亦谓之玺,今文日‘印,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铜易之。"也就是说隋朝官吏不必佩印,印章已交由官府保管了。标志着秦汉长达八百年的印绶制度被废除。从目前发现的隋代官印来看,一般都在五六厘米见方,也就足以证明南北朝时期官印逐渐加大的情况,在隋代已完全确定。
  隋代印文弃汉缪篆之制,又复归秦小篆之法,但又不如小篆那样规整,构图随意性较大。隋代出现了采用蟠条焊接制作官印的艺术手法,是用条状铜丝,根据印文的笔画盘曲环绕,分主笔和支笔,穿插点截,焊接在已经制作好的印模上,有的文字笔画几乎用一根线条代替,但制成后那种铁线银钩的笔意,动中有静,拙中孕巧,形成了清雅而写意的艺术风格,也给篆刻艺术的发展传来了新的信息。隋代官印开始在印背上凿有年号款,因此在时代上容易确定。
  千牛府印(图十五),隋代,铜质矩形钮。1971年西安市长安区五星乡建斗村高南组出土。印文"千牛府印"四字介于篆隶之间,为盘条焊接法制成。印背上还有一"上"字,以示钤盖时方向的辨识。千牛本为刀名,南北朝后期有千牛备身的官名,即持刀侍立左右的近卫,隋唐沿用其名。
  唐承隋制,印章发展变化不大,但这一时期墓葬明品中又出现了瓦印。瓦印又称陶印,瓦印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砖瓦经过打磨,然后在上面镌刻上文字,如"云阳县印"(图十六);另一种是在泥坯上先进行镌刻,然后烧制而成,如"万年县之印"(图十七)。瓦印虽不及铜印那样精美,但其古陶留下的斑驳,尤显苍朴厚拙,别具一番趣味。
  彭郡子光图书(图十八),五代,铜质矩钮,印文拙朴率性。甘旸《印章集说》云: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其文有某人家藏、某人珍赏、某郡某斋堂馆阁图书记,印于所藏之书画上,其理最通其宜子孙、子孙世昌及子孙永宝,皆古钟鼎款识。顾氏摹入印谱,用以收为藏印亦可。
  宋代官印以篆书为主,笔画有增无减,弯曲重叠,充盈印面,形成了宋代官印特有的书体——九叠篆。
  公元1032年,党项羌族在宁夏、甘肃、陕北、山西一带创建了西夏王朝,夏景宗李元昊亲自主持创建了仿照汉字的西夏"国书"——西夏文,共六千余字。西夏文多用会意、形声造字,几乎吸收了汉字的所有笔画,但没有套用一个现成的汉字,西夏文字字体方整,笔画繁杂。
  西夏官印笔画盘曲弯折,布满印面,这种与宋官印"九叠文"相似的书体,是为西夏文篆书,如西夏文"首领"印(图十九)。西夏官印几乎全为白文,线条粗犷流畅,印面加有圆角边栏,印背有西夏国书凿款,这也是西夏官印一个明显的特征。西夏私印传世极少,与官印正好相反,均为朱文,且以西夏文国书入印,形制有方形、圆形等,有的还不加边栏,印面构图空灵,印文笔划清新,比汉楷更为生动。从西夏官私印的书体、朱白、印章形式等多方面综合来看,西夏王朝对官私印的颁制是有着明确的规定。
  从考古及文献资料来看,金代官印在使用制造上前期与后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据史书记载:正隆初年的官印,有的用辽金旧字及契丹文字,正隆元年始令礼部重铸颁发。金代初年由于战乱,朝廷无暇顾及制造官印,只是袭用辽、宋官印。太宗天会四年(1126),仿照辽、宋制度革新官制,始建三省之制。熙宗时期进行改制,"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所设的各级官府和官吏均授以礼部颁发的官印。根据官位的高低分金、玉、银、铜不同的质地,皇帝、皇后、太子的玺印用金或用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亲王、尚书令之印均是金印,诸君王和正一品、从一品印为镀金银印,正二品、从二品官印采用镀金铜印,三品以下的官印均采用铜质。如"行尚书六部主事印"(图二十),印背文字左为"陕西行部造",右为"正大八年十月",钮上文字为"上",两侧边款分别为"行六部主事"和"印"。印文盘曲迂回,从风格上沿袭了宋代官印九叠篆的特征。
  耀州造到大宝券纸(图二十一),金代,铜质矩钮,印体硕大,印文为楷书。耀州为地名;造到,制造之意;宝券,金代货币的名称。犹如纸币。《金史·食货志》记载,是以桑树皮为原料,它是取之于民,所征之钱名日:"桑皮故纸钱"。金史载,贞祜三年(1215),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曾上书朝廷,因陕西驻军多、费用大,所需经费来自京师,请求降板就地印造。此印的发现与1965年西安地区出土的金代贞祜三年交钞文铜版,说明朝廷准允乌林达的奏议,在陕西耀州设立制造"贞祜宝券纸"机构。
  八思巴文是以藏文为母体,将藏文的音符文字形体加以变化,并吸收了九叠文的特点,再加自制的藏文演绎而成的。
  "淮安百户印"(图二十二),元代,铜质柄钮,印文(八思巴文)排列规整,棱角分明,行与行之间分割明显,印背左刻"中书礼部造,至正十八年八月",左刻"淮安百户印",背款均采用汉字凿刻。八思巴文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从左向右竖写,字母和字母的连结也自上而下。
  "元押"以其独特的形式入印,并以自身独有的"署押"功能,成为印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蒙古人人主中原以后,汉楷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常用的字体,必然受到蒙古上层贵族和下层的士平民的接受。在使用汉楷押印的同时,蒙古人也尝试用自己发明的"新字"入印,这就是"八思巴文押"(图二十三)。当蒙古人与汉人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便以图象取代文字入印作为一种凭信来相互沟通,这就是图象押,图象押的形制很多,钟、鼎、壶、瓶、葫芦、人物、动物等,五花八门。
  明代公印主要有铜质和木质两种,形制除方形以外,还多见有长条形和长方形。明代公印都有背款,刻有印文、制造机构以及编号。
  汧阳端懿王印(图二十四),木质,钮脱落,通体施有金漆,印文篆书,印面10厘米方。端懿是.淠阳王的谥号。此印对研究明代的印绶制度和明代王室的丧葬制度有重要意义。
  宋元以后文人流派印的兴起,金石篆刻作为一门艺术与诗书画并辔,代表明清玺印最高水准的官印,再也无力掀起印章艺术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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