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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革命父亲
  父亲出生于1909年8月,家境贫苦,而且祖父母去世早,当时年仅5岁的叔叔就靠父亲养活。从10多岁开始,父亲就给地主家打长工,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后来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革命,叔叔参军南下到浙江一带,父亲在沂蒙山一带参加了八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葛庄战役、解放沂水城等战役、战斗。父亲常说,我们并不是百战百胜,也有被敌人追得很惨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开阔的河岸边,敌人迫近,子弹从耳边嗖嗖地飞过,连长找到一个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机关枪刚架好准备射击时,枪手被敌人击中牺牲。还有一次,父亲所在的3人战斗小组在一个坟头后面刚刚商量完战斗计划,起身准备各自按计划行动时,其中一人被敌人打冷枪,当场牺牲。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激战两天三夜,当时我方的粮食没有保障,老百姓的铁锅都已藏了起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盛粮食的瓮支起来,放上水和地瓜干,在下面烧火,等到快要烧开的时候,瓮却炸开了,只能捞一点半生不熟的地瓜干,吃一点继续战斗。吃了一点返回战斗岗位途中,由于天黑,再加上枪声连天,误走到敌人的阵地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吓得主动大呼"缴枪不杀"。我方在听到枪声已停,"缴枪不杀"的叫声时,随即吹起了冲锋号,一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百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父亲回忆说,当知道误走到了敌人阵地时,心想完了,送上门了!没想到敌人会主动缴械,也多亏了我方反应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过父亲的伤残证,上面记录着作战50次,三等甲级残疾。每次父亲讲到他的战斗经历时,他都心存怀疑地说:"你说子弹没眼吧,我打了一辈子仗,竟然子弹没打着我。"只是在前额头和左手中指留下了两块很小的弹片,当时上级给他评残,父亲坚决不要,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如果残废,那些缺胳膊断腿的怎么说?我不残我不要。"
  小时候,按照农村习俗和父辈的约定,父亲过继给了我爷爷的亲兄弟(因为继爷爷没有孩子),到了而立之年,需要顶枝过日子,按习俗必须回家成亲结婚生子。父亲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952年由华东军区海军仓库主任位置复员回到了家乡,担任大社的社长、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卸任。
  上世纪60年代,上级每年都分配下来招工指标,安排成国家正式工。因为多年都一直安排了别人,上级这次特别安排我姐姐到一个国营单位工作,上班两天后被父亲知道了,坚决要求撤回来,在母亲说情、大家反对的情况下,还是把姐姐的被子拿了回来,放弃了"铁饭碗"。他是这样说的:"先安排别人的孩子,等安排完了别人家的孩子之后,再安排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我们姐弟5人没有一个人安排工作。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会批斗时,要求全村人都给我父亲提意见,会议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给父亲提了一条意见,说他贪污了一棵树。父亲说:"我确实用过一棵树,夏天大风刮倒了,并且是已经死了的树,正好在我家菜窖边上,秋天培菜窖的时候就用上了,等明年春天菜窖拆了,就还给大队,我没有贪污,只是借用了一下,此事还和××支委说过。"一直到批斗会结束,再也没有人给父亲提出任何意见。
  我小的时候很贪玩,大队有木工房,我凑近捡个刨花、拿块小木头都提心吊胆,如果让父亲看见,少不了挨一顿批评。公家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拿,在父亲看来这不是小事。还有一次,县水利局有一些修桥的模板放在我家南墙边上,我就爬到上边来回走动,顺手拿了一块30公分大小的木条。父亲看见了,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公家的东西不能动,赶紧离开。"夏天放学之后,同学们都到地里去拔猪草,而我却不能去,父亲说,别人可以去,咱们不能去,到地里会踩了集体的庄稼。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里很不宽敞,但经常有来客,连做饭的伙房里都有客人住,搞外调的、因公到我家附近炸药厂运炸药的,就连到县城赶集的都时常留宿。虽然没有好吃的,煎饼、开水,你得供吧,在当时大锅饭,没吃的、没烧的、没穿的情况下,已经是做到能帮尽帮了。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经常说儿子给她下药,三天两头找到父亲,说谁害她,谁骂她,唯独作为村书记的父亲是她最信任的人。他在自己家烧柴、吃饭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也得省出点给这位老人。多年来,我们家一直照顾这位老人,直到她走完了人生。
  父亲在战争年代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可他天天忙于工作,坚持不到医院看病,一次因胃出血实在坚持不住了。医院得知父亲是参战老兵、老党员、老支书后,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主动跟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免除了住院费用。这件事父亲从心眼里感谢政府:"我住院,共产党花钱,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父亲眼光长远,他任大队书记期间,带领全村村民在村前房后、河边地头坚持栽树,几十年过去了,村周围绿树成荫。记忆中,一到夏天晚上,村民就到树林里捉知了,一晚能捉几百只。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树,村里人才有柴烧。后来这些大树也是村集体唯一的财富,大队的建设、发展,都是靠卖这些树木换取经济来源。
  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儿时父亲教我的。我时常在想,父亲一生没有给子女、家庭留一分钱的存折,但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人格魅力和一个抗战老兵、老共产党员、老支部书记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情、对集体那种无私精神。我时常在想,没有他们这样一代人的牺牲奋斗,就谈不上我们今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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