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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思想之异端性与启蒙性分析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北京市 100024)
  【摘 要】作为明朝中晚期的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其人其思想无论在明朝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异端性便意为着解构性,而启蒙性是解构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尤注重建构性。具体到李贽其人,笔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其解构性较强,而建构性较弱。在文艺方面,其具有较强的启蒙性。
  【关键词】李贽;异端性;启蒙性
  万历十六年,62岁的李贽削发明志,自甘异端,"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i自此,彻底坐实其"异端"之名。然其异端乎?其异端是相对于何所说?而其在明清时期被视作是异端,其在现今看来是启蒙乎?
  一、李贽思想之异端性
  何为"异端"?"异端"是指异于圣人之道,并对圣人之道构成威胁的学派或学说。ii按照此意,异端便意味着解构性。理学以老、佛为异端,在明中后期,这种异端因子在颜钧、何心隐、李贽三人的思想中尤其明显,iii因此三人遭到强烈排斥,难得善终。另外,人间秩序一直是各家儒学的追求,而到李贽已经完全无视该秩序,不仅将孔子拉下神坛,还对于过往历史人物和诸子百家进行点评,所持观点被称作是"颠倒是非",是其思想最为激进,因此也被视为异端之尤。
  而其削发明志,坐实"异端"之身份,便不得不提及其与耿定向论战,此行为正是在二者论战之高潮时期所做。这场论战从万历十二年(1584)开始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解,时间长达十二年关于这场旷日持久影响破广的大论战,李贽后来在《耿楚倥先生传》中是这样描写的:
  (耿定理去世后)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扦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iv
  李贽写好后曾将该文示以耿定向过目以示郑重,可见定向也同意其中措辞。所以,二人之矛盾,一言以概之,在于"人伦之至"和"未发之中",在于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二人经过十几年的往复论争,最后达成共识,v认为真与善、名教与真心、"人伦之至"与"未发之中"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各执一端。vi这其实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用礼节制情欲,如《礼记》所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vii
  由此也可看出,李贽之异端性,只是针对于理学,尤其是僵化之理学,他并不反对原始儒学思想。只是,反对理学,必然会危及原始儒学,尤其李贽要冲破的是理学对于个体和人性的束缚和羁绊,因此他要把被理学神圣化和符号化了的孔子拉下神坛,并且一再去揭露假道学的道德虚伪,甚至颠覆了士大夫从事教化的合法性viii,是以其质疑和破坏旧的道德规范,却难以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必将使社会加剧失序程度。当然,这一命题着实复杂,后来即使东林学派试图修正王学、恢复理学,却也难以挽救世风之日下。而儒学体系在遭到连根拔起的破坏后,我们除去遗留下一些根深蒂固的糟粕和陋习外,至今都未尝成功确立一个新的价值追求。
  无论如何,通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李贽的思想得以集中式地公开化,影响巨大。尤其在二人论战之冲突激烈时期,李贽在麻城出版了《说书》、《焚书》和《藏书》。其中,《焚书》中收录了他和耿定向论争期间的书信等内容,是以决裂之意。该书迅速在麻城传播开来,并产生重要影响,拥护者与反对者差异化极为明显,麻城也很快便上演了驱逐李贽的事件。随后,李贽开始了坎坷漂泊的岁月,在多地遭到驱逐。与此同时,由于其思想之异端性,之破坏性,之冲击性,在各地流传甚广。即便明清两朝当局者都严禁李贽书籍流传,但其书却越禁越兴,越禁越盛。ix而李贽之"异端"思想,终是在广为流传过程之中,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更表现出了一定的副作用。
  二、李贽思想之启蒙性
  启蒙,意为开导蒙昧,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这便意味着,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对于启蒙性同样之重要,尤其是后者。
  学术界一向认同,李贽的思想对突破旧有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着早期的启蒙作用。可是笔者发现,从阳明心学到泰州学派,再到李贽,在解构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都注重打破权威和禁锢,解放思想和人欲x,却始终未能在建构方面有较大建树。他们始终都在儒学和理学以内进行一定限度的重建,此重建也并非是系统无懈可击的,在其解放人欲的时候未能为欲望加上限度与引导,在其解构传统价值信仰时未能建构新的价值信仰,这都与明朝中后期士风涣散、民风浮夸不无关系。因此,其在思想层面的异端性(解构性)强,而启蒙性较弱。
  但是在文艺思想面,史料证明,其影响既颇有益处,又颇有效果。是以李贽之文艺思想具有较强的启蒙性。首先,在同时代里,不仅公安三袁深受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焦竑,汤显祖、冯梦龙等又分别在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方面扩展了李贽的思想,从而形成为一个颇有气势,并对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艺新思潮。"xi。其次,在后代乃至近现代,李贽之文学启蒙思想影响都颇远。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等,都探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6世纪明代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以李贽为代表的明代启蒙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影响。xii
  三、余论
  历史激荡,总有奇人。李贽在很多命题上,都表现出不同世俗的见解,这种见解的内核就是要求以人为本,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心灵自主,精神解放。xiii而这些都对传统思想价值的解构,是以其被"目为异端"。
  但是,仍然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其负担之重,其影响之广,更应谨言慎行。李贽在解构权威和禁锢方面影响突出,却未尝为已打开的欲望之门找到合适的节制,且人之为人,不可只为利、欲、情,更深层次的终极价值信仰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谛。再者,传统文化权威本身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纠缠,并深入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他要在传统政治权威层面下解构文化权威,引发的便不仅仅是文化混乱。
  近代以前的思想家,始终过分关注道德理性的发挥,而缺乏在知识理性方面的深化,加上苦于没有更广阔的思维材料,而只能在儒释道三家进行吸收、融合、转化,始终也未突破专制统治的枷锁,未能带领传统思想实现质的飞跃,此一则,不得不说是一憾事。
  然具体到李贽个人,纵使其思想不够系统,其以身贯彻思想之彻底和决绝,着实令人佩服。李贽晚年一直在思考死亡问题,并著《五死篇》,将人之善死亡分为五等。对于自己应该如何死法,李贽觉得最善的五种死法都难以实现,"唯有做些小买卖耳",但又担心"不见买主来到",最终决定"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 xiv而其最终选择自刎离世,一是遇上了"大买主",二是要"死于不知己者",是以李贽在割喉以后说了那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也是其死得其所之意吧!
  注释:
  i李贽:《焚书》,转引自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i马国照:《明末儒学世俗化思潮》,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页。
  iv李贽:《焚书》,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在70岁以后,李贽确实锋芒不多,潜心诠释儒学经典。
  vi当然,双方仍各有倚重。
  vii《礼记·礼运》,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iii侯长安:《公私视域下的明末政治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34页。
  ix关于禁书一手段,至今仍然时时在用,但是"越禁越兴,越禁越盛"的规律从未变过。
  x其中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意图对阳明心學进行修正,以挽救道德滑坡现象,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
  xi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xii王璞:《李贽"童心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2页。
  xiii魏义霞:《个性、独立人格、平等意识与李贽的启蒙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
  xiv引自傅承洲《李贽童心说的价值重估》,《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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